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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谈文学

作者: 现代文学  发布:2020-01-01

主讲人简介:

主讲人简介:

  陈丹燕,女,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陈丹燕,1958年12月18日生于北京协和医院;1966年在上海上小学,因为口吃,很少有朋友;1972年开始写作,并在《上海少年》发表少年习作;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同时开始小说和散文创作。

  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先后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1996年,《一个女孩》德文译本《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读物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读物银奖;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1998年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1年,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获得台湾年度好书奖;2002年,《上海的金枝玉叶》获得榕树下网站、《周末画报》等单位联合评选的全国十本好书奖。

  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中学生三部曲》;1990年发表第一部成人长篇《寒冬丽日》,开始成人文学写作;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

  内容简介:

  1998年开始出版上海系列《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沙拉》。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上海?原因有二:第一,它没有历史;第二,觉得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概。陈丹燕在小时候也是老想着,等长大以后逃离上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内容简介:

  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德国人自己演绎的原汁原味的贝多芬的音乐,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怀疑。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突临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使他们的精神生活一片荒芜。而像漏网的鱼一样零星散落民间的欧洲文学艺术,一经接触,立刻就成为他们的荒漠甘泉。到了八十年代,饥饿的青年看见了他们需要的食物,那些老早就翻译过来、却不许印刷了给他们看的欧洲古典小说、诗歌,一部部重印出来摆上了书架,还有让他们爱不释手的欧洲古典和现代的绘画以及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这一切滋养了他们的心灵。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家旁边的一栋房子使得陈丹燕开始对上海产生兴趣:从对建筑、街道这些东西的兴趣,到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书随之诞生。

  陈丹燕是这代人中的一个。只是她似乎比常人更多一些喜欢欧洲。

  上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陈丹燕认为,它是一个混血的城市。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判断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探讨它,再慢慢地认识它。她觉得,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

  正是因为去了欧洲,才激发她探询上海历史文化的热情。虽然半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经历过很多的血腥,经历过掠夺和践踏,但欧洲人深刻影响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泥沙俱下之中也留下了金子。抛开历史的过错,喜欢欧洲人带来的某种文明,喜欢他们留下的老房子,喜欢那种优雅的生活趣味,陈丹燕将欧洲喻为自己的精神故乡。

  她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她觉得,她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坑里去一样自然,这个就是她的位置。她觉得,她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世事;她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她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上海这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

  近年来,上海兴起一股怀旧之风,出现了一批怀旧之作。陈丹燕的“上海系列”另辟蹊径,提供了关于上海的另一番景象。她笔下的上海大多具有真凭实据,力求表现历史最真实的印记。她开始关注当年上海带有标志性的建筑中的带有标志性的人物。她们是上海人中的少数,但却标志着上海开始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进程。陈丹燕以其独特的个人化视角,抓牢了上海,以至形成这样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人喜欢上海,他一定会读陈丹燕;如果一个人熟读陈丹燕,他也一定会喜欢上海。

  (全文)

  海派作家陈丹燕做客《百家讲坛》倾情演绎“上海记忆的追寻者”。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丹燕女士,我们欢迎陈老师上场!

  (全文)

  陈老师被誉为是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以写上海风情和上海女性见长。从1998年到2001年连续四年,她每年出一本以上海为题的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作家》。有人说,如果你熟读陈丹燕的作品,你会喜欢上海;如果你喜欢上海,你一定会喜欢陈丹燕。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就请她为大家讲一讲,她的写作与上海的关系。我们欢迎!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丹燕女士。陈老师您好。

  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的写作跟上海有什么关系?然后,在这个写作当中,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其实,我小时候是出生在北京的,我父母那时候在北京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的工作从北京到了上海,所以,我就跟他们到上海,我在上海开始上小学。说起来,北京是我的出生地,上海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们家里刚刚搬到上海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我的哥哥比我要大很多,要大11岁、12岁这个样子。他们那时候是思想开始发育的人,他们非常讨厌上海。包括我家里住的那个环境,我住的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大概住户有五分之四的人是从北方迁移到上海去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面,那个院子里的孩子都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人很小气,然后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北京的孩子比较喜欢英雄气。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上海的市民生活是非常隔膜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大家都不说上海话。因为是迁移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很多上海当地的亲戚什么,所以,跟市民的生活是隔了一层。在这个情况下面,就对上海市不太了解,而且也并不喜欢,就觉得这个城市,第一个,它没有历史;第二个,它没有孩子喜欢的英雄气。在我小的时候,老觉得等我长大了,有一天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生活不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可以有战争,然后有很多浪漫的故事,不是上海这样一个现实的地方。

  陈丹燕:你好。

  在我第一次觉得我对上海有兴趣的时候,是已经很长时间,我大学已经毕业了,已经作为一个作家了。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我去欧洲,我去的是德国的一个青少年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为图书馆推荐,参加世界儿童书展的评奖的中国书。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欧洲旅行。在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去德国,然后我旅行的时候去了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奥地利。那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就发现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事情。比如,我认识到在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是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之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西化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才会这样认为。对于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有了一个很深的怀疑,就是在那个时候。

  主持人:《上海的金枝玉叶》可以说是详尽地描述了戴西的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但您真正欣赏的,好像还是她历经磨难的后半生,这种苦难,而且那种在苦难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坚忍、柔韧和自尊。

  有一个周末,我去听音乐会,是一个贝多芬的音乐会,在一个15世纪的城堡里。因为我住在那个城堡的楼上,所以这个城堡里所有的音乐会,我都可以免费去听。它们就在我的楼下有一个大厅,它们在那里有音乐会,因为那个城堡有两个塔楼,所以,声音非常好。我从小就一直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母亲非常喜欢交响乐,也喜欢歌剧,所以,我觉得我很熟悉它。当时,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够听这个音乐会,因为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德国人,在德国演绎的德国的贝多芬的音乐。但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进去,每一句的声音都是碎的,感情是不能进去的。后来我就出来了,就到我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塔楼旁边,所以坐在塔楼里同样可以听到音乐会,而且声音还更好,因为它声音是往上走的。然后,坐在一个人呆的塔楼里边,是没有灯的,也没有别的人,也没有别的听众的。然后那个音乐开始能够人(的感情)可以进去了,可以听进去了。就是那些经历让我觉得,我想像的那些东西和我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支持我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都不是真正的欧洲的东西,而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面,由那些碎片组成的那些东西。这个事情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因为在此之前,我非常肯定,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我可以理解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是,我很多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不能够理解。在那个时候,我产生怀疑。

  陈丹燕: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读者是没有耐心看仔细。因为现在的潮流是要知道过去中国有多么繁华。那大家都很注意看解放前,因为解放前她是一个漂亮的人,然后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大家觉得这个很符合他们对繁华的想像,然后说你写了很多旧上海。但是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在写旧上海。因为戴西的故事,是从她一岁写到她九十岁、八十九岁,这个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活是在新社会,是在1949年以后。这个篇幅也是1949年以后要多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那么记得住前头。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单一的苦和单一的甜都是很容易找到的。她打动我的就是她能够荣辱不惊,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中国人需要的,需要有的精神,能够特别是能够在屈辱的时候,保持自尊心,不要赖活着,就是要活得很像样子。

  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产生怀疑?然后,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被打破了,不是像我也遇见过一些中国人是觉得,在欧洲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获得很多,建立起很多。为什么我是觉得被打破很多,碎裂也很多,失去很多东西?后来,我就等到我的工作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我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开始,怎么去找,然后通过什么东西,通过跟谁谈话去找,过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夏天,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发现,在最不能找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应该去看书,就是可以从书里边找到一些东西。后来,我就去了上海的档案馆。那时候是1992年的时候,整个上海的题材是属于低谷的一个,大家不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够在图书馆的书里边找到关于上海的故事。所以,后来我去了档案馆。我其实想去档案馆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旁边有一个房子,我从小看它,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式样的房子。后来是在西班牙的时候,突然看见,噢,这个房子是西班牙式样,因为西班牙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主持人:这才能够更加体现一个人的尊严的价值。

  然后,我就想,在我的生活里边,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旁边有很多来自西方的建筑,不光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是来自于西方的小说和哲学,或者说是散文,或者说是音乐和电影,还有很多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后来,我就想去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房子的故事,或者说是设计图。后来就去档案馆找这个房子的材料,后来发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去接触旧上海的故事,上海形成的这样子的历史。

  陈丹燕:对,我觉得她的这个故事的价值,不是在她有多么繁华,而是在就是她这个人,在历经艰难以后,还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佩服她的地方。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难跟她有一个客观的距离,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这是人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心得的,是一个人慢慢去找她的背景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背景不是你有意识地得到的,而是这生活一点一点给你的,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开始写作。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把它写成小的散文,当时(台湾)《中央日报》有一个专栏,我为这个专栏写作。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编辑来说,我们给这个起个名字吧。这个专栏叫什么名字呢?然后,就说,叫《上海的风花雪月》,后来这个书的名字其实是当时《中央日报》专栏的名字。当时就在《文汇报》上也不要这样子的专栏,因为上海的故事,那时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故事。只是我个人对这个有兴趣、有心得才这样做。当时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因为慢慢慢慢写得多了,看看能不能做成一本书试试看。这就是上海的《风花雪月》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一个真实的东西的,不是喜欢非常虚构的那个世界的这样子的一类人。所以我在写这两个传记前,我其实已经看过很多很多传记了,我觉得我最不能用的就是他想顿号引号这样的形式。另外一个我也不能够用纪录片的画外音的方式,我不能够这样做。所以在写《上海的金枝玉叶》的时候,因为我跟她有过很多交流,我觉得在交流的时候,我有很多体会。所以我就想,这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她,一个是我。就是我们两个人物是并存的。然后是我的部分我全都放在我自己的下面,是她的部分就尽量是用她自己的原来的东西,或者说是我看到的她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第三人称的,是有一个第一人称的作者面貌出现的。我觉得这样子不至于搞混,就是她的实际发生的和我的看见的我的角度。

  我觉得,就在这个书以前,我对上海真的是不了解,但是这个不了解并不是表示,它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它是影响到我的成长,影响到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形成。这个跟我的成长的年代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整个青少年,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结束是完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来引导你的成长的,全是小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拿到什么,看到点什么,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后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的翻译作品,然后看很少的中国古典,或者说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听很多的西洋音乐,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中国的音乐可以听,反而可以找到的是西洋音乐,是可以听到,用大盘的录音机,可以听到那样的音乐。然后,是会有种种的小的机会,然后让你一点点引导你去,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慢慢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面。但是,那是非常感性的,不是形成什么就是一个理性的结构跟我要这样,这是慢慢这样形成的。后来大家都认为,跟上海这个城市可能还是有很深的关系。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欧洲的旅行和我开始上海城市写作的原因。

  主持人:由这些女性的生命的故事连缀起来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个人化的很柔软的历史,与人们通常所感觉的那种宏大、客观、坚硬的历史有非常大的不同,那您是不是更加喜欢这种个人化的历史?

  然后,我想要说,就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看法。后来写这样子的上海的故事,我写了四本书。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是一个散文集,另外两本是传记的小说,是两个上海的人的生活,一个有80多岁,快90岁,她从一九零几年出生,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去世;还有一个是在一九四几年出生,1975年去世,两个上海女性的故事。还有一本书也是散文书,是最后的一本。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就说从建筑,从街道,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慢慢想到我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有兴趣,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

  陈丹燕:我对它更有信任感。我是一个不喜欢宏大的事情的人,我觉得那个大里边有很多假的成分,才能够这么巨大。因为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特别大的事情发生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伟大的。我更相信一个人他的感受,就这个人的具体的感受。他虽然小,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芒。

  通过写作这四本书,都是非虚构类的书。我觉得,这个和我的自己的形成有关系,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因为我需要真实材料,真实的东西,才能够明白我自己。所以,用的是非虚构的形式来写。我也觉得,用这种形式大概是最能够让我自己受益,因为这跟我自己想要了解真实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主题的开始,其实都是来自于我自己对某些东西的怀疑和好奇。还有,就是想要了解它,知道它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写完这四本书,我对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就在我没有写这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其实是一直停留在7岁或者8岁,我到上海我哥哥跟我说的话,说这是一个太物质的城市,你不要学习它的任何东西。我哥哥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说上海话,他不会说上海话,他说的还是一口北京话。但是我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我觉得,还是停留在那个认识里。

  她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做的剧烈的牺牲,被历史完全湮没了。最后历史上的剩下的都是大的坏人和大的好人,那普通人就完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的。那我觉得就是真的能够动人的,大概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质量,对生活的梦想,还有在生活当中的磨难,是最真实的时代的印记。不是那些英雄,是最真实的印记。我觉得普通人的历史的故事是血肉,英雄的历史是筋骨。我们不能只是看见骷髅,我们要留一点筋骨在那里,要留一点血肉在那里,这个才是真的能够动心的地方。

  但是通过这四本书五年的时间,我想,我大概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混血的城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但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诞生的时候,就是像一个混血儿一样的,混血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它长得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也不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这个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困惑。就是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在它身上可能有这个地方人的优点,和那个地方人优点,也同时带着这个地方人的缺点和那个地方人的缺点。所以,这种混血性,其实让这个城市有一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它跟纯粹的英国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混乱的气氛,有些人会把它说成是非常生机勃勃的气氛,充满了机会的气氛。然后,充满了非道德性,就是文化混杂以后的那种不知所属带来的没有约束感的气氛。

  主持人:我读到过我们国家一个著名的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叫钱满素,写过一段话,跟您写的一段话出奇地相似,就是说,一个女人在四十岁以前她的容貌是不是美丽,来自她的家庭和她的运气,那么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她生活的经历,逐渐地丰富了她的心智,四十岁以后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是否成熟,是否真正美丽,那么您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因为您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来关注这个女性?

  我看到,就是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王储或是王子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然后他说的话是,他觉得,英国人在这里实在太胡作非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本土连想都不敢想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犯罪在这样的城市里边,然后有很多由于脱离了文化,脱离了文化和道德的背景带来的那些放纵,人性的放纵以后,他会出来很多很多他原来在制约下面不可能犯的错误和做的坏事,都会有。但同时它也激发了人很本能的热情,因为这地方充满机会,有很多很多一夜致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做一次坏事,然后成了富翁,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慈善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这样的城市里边会出现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是抱着梦想来到这样子的城市。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边,它的本身的形成,是跟正常的单一文化的形成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它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我觉得是宽阔的气氛。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化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地方。我后来也觉得,当时我没有较深的体会,那时候有很多人学世界语,在上海。然后,觉得自己不属于什么文化,属于上海的文化。后来,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些非常真实的地方。慢慢地在这样的城市,这样子的文化和这样子的生活里边,它会滋生出一种它自己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是跟世界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它的是非观开始变化,它不再以一种文化里边的是非观来作为自己的是非观。它会觉得,世界上还有一种标准不是民族的标准,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坏的标准,就是全世界人都会认同,糖是甜的,盐是咸的。我们还存在这样一种标准,我觉得,这种标准有的在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是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是非观来说,比如,上海的银行的兴起,跟平遥的钱庄的没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整个中国的传统的经济状态的没落,带来了上海外滩那条线上面的繁荣。其实这个城市如果从这样的是非观来讲,它的发展是很不道德的。沿海的一条线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有机会有生机的地方,然后平遥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闭塞的、悲伤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子的是非观,在你的心里,你不能够在上海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肯定。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它慢慢会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同的是非观,来支持自己。这是一个在上海的史学界是一直争论的。有一派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上海的发展,就觉得这个城市在中国人的手里它就是一个沙船港,然后在租界的时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化的都市。

  陈丹燕:我想大概我在生活中,就是发现这句话非常对,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年轻,所以看到世界的万物,都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阅历以后,就会慢慢地发现,其实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变化的。那大家都说容貌是不能够变化的。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是错的。就是我记得那段话是说,一个人,也不是说女人,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你要为你四十岁以后的容貌负责。因为你的父母不再对你负责了,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的容貌就有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看镜子,就看我是不是比年轻时候好看点!

  这里边牵涉到很复杂的、不同的是非观的碰撞产生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上海的很多人的心里边是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就是不要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论是非,是要从一个公众,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去论是非。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但是上海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常常被斥之为,是一个有洋奴习惯的人和地方才有的这种观点,就是你为什么不起来像三元里的人民反抗?我们需要是非观,需要有一个更确定的更大的一个是非观。为什么广州的工匠是不敢给外国人修房子?因为他们会被杀掉。如果按照外国人的图纸修房子,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你上海的工匠这么热衷于给他们修房子?修了这么多新式的房子?一点都没有受到阻拦,还被认为是趋时的,是时髦的事情。就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个一直是上海一个很基础的冲突,一直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上海人在心里边是喜欢外国人,是洋奴的。

  主持人:有人说您是张爱玲的接班人,您自己好像也特别喜欢张爱玲,您最欣赏张爱玲什么地方,认可这个称呼吗?

  我慢慢就接触到这个矛盾,这是一个在上海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并不是以争论的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很奇怪,就是它管它存在,就是你不要管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然后我就是这么支持。即使像我这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的这一代人,父母叮嘱你学英文的热情是丝毫不减。我见过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英文,后来用《英语900句》学英文,后来用最早进来中国的《New Concept》学英文。每个人学英文都是天经地义的正经事情,学不好是很丢脸,这个传统一直还是存在在那里,它真的是比较少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而是用这件事情的本身质量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

  陈丹燕:我不认为我会成为她的接班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写作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接班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非常喜欢张爱玲,我觉得她的细节非常有力量,而且她的细节证明她的天分。我很喜欢好的细节,所以我在看她的书的时候会很满足。还有呢,一个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是像她这样子的,被完全抹煞几十年以后,完全由读者选择重新再阅读她,然后重新再这么多人喜欢她。她不是被推荐的,但是她是被喜爱的。我觉得这个是她作品的生命力决定的。那我觉得我非常希望,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人;我的作品能够在不被推荐的情况下面,被读者选择。那我觉得这个是最自然的文学作品和读者的关系非常自然而且也非常动人。在这点上,我真的是很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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