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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外交风云

作者: 现代文学  发布:2019-11-24

  第一节 历史选择了他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4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红灯高悬,嘉宾满座,共赏节日焰火。

  陈毅副总理坐在位子上若有所思,等待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谈话的机会。后天他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须请示与商谈。更重要的是以此行作为开端,他的阵地将逐渐转移到外交战线上来了,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

  正式获知这一决定是在5天前。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投票选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晚,邓小平在勤政殿告陈毅准备出访东德,他慨然应命,并得知此后他的工作将转向外交方面。当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说“绠短汲深”,似乎并不符合实际。陈毅早已表现出外交的才华。早年勤工俭学时作为留法学生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的谈判、抗争;1927年底在韶关教堂大门口与法国神甫的洽谈;1945年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和美蒋关系的重要意见;1946年停战时期和美军代表的折冲周旋:都表现出他是这方面的卓越人才。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就更是全党范例之一。他的“惧”是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

  “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但是毛泽东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毛泽东与外宾应酬过后,陈毅便上前请示,问德国之行有何交代。毛泽东说,望你对整个德国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

  在毛泽东的谈话中,陈毅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整个德国”的重视含有战略思想发展的新因素。因为早在1946年,毛泽东即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欧洲国家也列在应该争取的“中间地带”。

  这是陈毅所熟知的。后来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现在毛泽东对“整个德国”有浓厚兴趣,陈毅理解了这一交代的重要意义——要了解西欧国家,争取西欧国家。

  10月5日,陈毅率代表团抵柏林,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并参加其国庆5周年庆典。在访问期间,陈毅花大量的时间综合了解德国情况特别是联邦德国情况。工业恢复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美国、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矛盾,一直到诸如移民、战俘、外国驻军、知识阶层的情况,他都一一摘记、分析,有时还邀请来自联邦德国的教授、艺术家、工人代表谈话,进行了缜密细致的科学的考察。

  回到北京的当晚,风尘仆仆的陈毅便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访问情况的汇报。其中特别谈到德国战后经济恢复的经验,认为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接着,陈毅又起草了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对东、西德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评。

  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立,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新中国外交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展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从而在国际斗争中越来越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陈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他的外事活动,获得宝贵经验的。

  真正使陈毅领略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的,是随周恩来总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的经历。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陈毅是团员、代表,是总理最重要的副手。这次会议是由南亚5国总理发起,在中国积极推动、支持下召开的。与会29个亚非国家,代表着14.4亿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操纵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显示了空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分子的惊慌和忌恨。

  1955年4月7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离京抵达昆明。而先期启程的中国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坠海,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3名外国人员及部分印度机组人员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事后查明是美蒋特务机关收买香港机场一职工,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所致。人们愤慨而担心:周恩来是否还能按期到会?

  公安部长罗瑞卿再三劝周、陈缓行,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也为代表团的安全极为焦虑不安,然而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几经商议,仍决定按原计划如期出发。4月16日,专机经停仰光,次日终于安全飞抵万拢这一行动不仅表现了中国领导人个人的无畏,更显示了人民中国对于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重视。

  大会发言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国发出阵阵指责非难,有人端出了“共产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论点??言辞偏激刺耳,会场充满火药味。19日上午某国代表在发言中甚至表示怀疑中国在边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为了向邻国搞“渗入”、“颠覆”。会场气氛极度紧张,简直一触即爆。下午紧接着要发言的周恩来将作何说?中国若不反驳岂不当众示弱,若据理力争又会一发而不可收拾。面对会议产生分裂走上歧路的危险,周恩来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在4月19日中午短暂的休会时间内,和陈毅等深入研究,决定坚持并更加明确地表述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下午开会时,只见周恩来与旁边的陈毅交谈了几句,站起身来,走上讲坛,以诚恳、大度的姿态发言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发言一完,会场沸腾了,各国代表纷纷拥上前向中国总理表示祝贺、钦佩、感谢,完全扭转了会议的紧张局面。

  顾全大局的克制,谋求团结的诚意,求同存异的耐性,再加上恰如其分的揭露和反击,这一切为会议排除障碍获得成功打开了道路。也使周恩来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景仰和尊重。陈毅后来向人说:“这是马列主义外交的典范,是给我们代表团学习得最多的一点。”他易动感情的性格确实受到了一次磨炼。在代表团中,他以“学生”和“练习生”自喻,处处突出总理的作用,而实际上他是周恩来不可缺少的副手,尤其在会场内外与各国代表积极接触,广交朋友这一点上,做了出色的贡献。他和印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多次交流经验,向缅甸工业部长介绍中国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计划。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共同的愿望和目标使彼此了解和接近了。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称赞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和周恩来的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巴基斯坦阿里总理说:“我是带着成见来的,但想不到周恩来总理这样尊重别人的意见。现在成见消除了。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代表团!”

  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会议终于达成了团结反帝的决议和闻名于世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它是在由中国总理首先提出,并与英缅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万隆会议第一次表达了亚非人民争取解放团结的巨大力量,敲响了为自由独立而战的战鼓。

  万隆归来之后,陈毅开始参加外交部各次党组会议,为接手外长工作做准备。他专管、分管的工作又多,终年日夜忙碌。

  1956年6月中,陈毅由西藏回京便参加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7月南下参加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9月“八大”召开,加上国务院工作,外事活动,不胜繁忙。10月1日起,他陪同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从北京出发,经沈阳、杭州、广州直送到昆明。回到北京,又赶上波、匈事件发生,中央彻夜研究,他每日参与研讨并逐件贯彻执行。11月1日,就在他即将随周恩来总理对印度等国进行重要访问的前两天,突然在印度驻华大使的宴会上晕倒,他因此不得不休息了一年多,但仍出席许多重要外事活动。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周恩来总理在宴席上向客人介绍说:“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陈毅忙接道:“不,我是来辅助周总理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又加了一句:“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这决非“外交辞令”,而是毛泽东、周恩来对陈毅的高度信任和赞赏。

  1958年2月11日,新华社正式公布了任命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消息。

  第二节 独立自主反帝反霸

  陈毅就任外长3天,便首次以新身份随周恩来总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友好访问,并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年内全部撤回中国。

  中国主动提出撤军,意义非同寻常。中国已证明是个有力量应别国政府请求向该国派出志愿军进行有效援助的国家,而仗一打完,便无条件撤回,不在别国领土上留驻一兵一卒。不图谋己利,不支配别人。这在当今世界上能有几个大国做得到呢?外电评论中国政府由于这一行动,“而在亚洲冷战中大胆地掌握了主动,并使美国陷入难堪的境地。”非但撤军,而且要撤得漂亮。2月17日,陈毅随周恩来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发言:“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现在我们有的同志以为这样那样的东西是我带来的,要拿走。不行!要严格执行志愿军首长的命令。回国去国家可以给你们置一点。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值钱?最值钱的是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

  朝鲜战争结束了,然而美军还留在三八线以南,第7舰队还在台湾海峡游大。刚上任的陈毅外长将以何种姿态来着手处理中美关系?他和他的对手、70岁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将如何抗衡?

  在独立自主这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从来是坚定的。解放初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之间的桥梁”,陈毅做了坚决批评,并告之毛泽东。毛泽东道:“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着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难道能这么干吗?”陈毅后来对人说:“主席挖苦得好,谁愿意干谁可以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杜勒斯先生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势力却还怀恋着那个时代。1950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曾向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控诉美国侵略案的一位中国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员说:“我与中国是有历史关系的。”此话很确切。他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当过美国国务卿,卸任后来华,甲午海战后以“大清帝国顾问”身份,与李鸿章一起去日本,签订了割让台湾、向日本赔款2万万两白银的《马关条约》。1907年老福斯特又带着小杜勒斯,作为“大清帝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杜勒斯从此步入外交界。1952年,即将就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还道:“美国应明白申明我们的决心,决不让大陆中国继续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他上任后策划的3次“战争边缘”行动都直接间接地针对新中国。1958年夏末,他又第4次将美国带到了战争边缘??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着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象7月15日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叫嚷要“反攻大陆”,并加强了从金门、马祖对大陆进行的骚扰和破坏活动。

  8月23日晚,陈毅身着白色西服赴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宴会,致词时一反常例地丢开讲稿,作了一段即兴讲话,揭露美国军队以“保卫供水系统”为名驻兵古巴,又为“休息和避暑”进驻新加坡的行径:“我们中国也派一支军队去外国,找一个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这种道理能成立,那么美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的军队派到任何国家去吗?同样任何国家不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军队派到美国去吗?”

  有人为他激烈的措辞担忧。然而他们不知个中原委:就在宴会开始前两小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对金门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轰击。

  陈毅对有关同志这样说:“帝国主义搞紧张,我们就搞缓和;他再搞紧张,我再搞缓和;如果他还硬要搞紧张,那我们就比他更紧张!—最经不起紧张的还是帝国主义。”炮击金门,是为了反击国民党部队的骚扰,为了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调动美国兵力?

  果然,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手忙脚乱,调集100多艘舰只、200多架飞机到台湾海峡地区,叫嚣要“轰炸大陆的基地。”9月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9月9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威风凛凛不惜一战的姿态。18日又在联大发言,要求在台湾海峡实行“停火”,甚至要求中国撤减驻福建前线的部队。

  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绞索”战略的谈话,指出: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毛泽东义正辞严地谴责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同时重申了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

  由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冒险遭到中国的有力反对,它的盟国很感不安,美国人民也纷纷表示不满,杜勒斯9月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恢复同中国的大使级华沙会谈。但是会谈在9月15日复会后,美方在会上又要求在台湾海峡立即“停火”,以保护它在台湾的“盟友”。

  陈毅组织了对“停火”谬论的反击。9月20日,陈毅外长发表声明:“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谈不上什么‘停火’。”“中国人民不论用何种方式解放自己的领土,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王炳南大使也按此精神进行了驳斥,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积极建议。

  中国态度强硬,说理充分。美国的盟友们便纷纷表示不愿卷入。美国国内参众两院、报界舆论,对社勒斯一片抱怨、反对之声,国务院收到5000多封来信中,有80%是批评杜勒斯在台湾海峡冒险行动的。这时,杜勒斯又有了新的决策: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突然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以换取共产党的停火。”此话引起台湾一片慌乱和怨恨。北京是否因此高兴呢?

  10月6日清晨,毛泽东主席写就《告台、澎、金、马同胞书》,请陈毅等去研讨。大家认为写得精彩之至,决定当天就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公开发表。文章宣布从当日起,在国民党船只无美舰护航条件下“停止炮击7天”以便国民党方面向岛上输送供应品。又指出:中国内部战争,同胞之间可以谈判,和平解决,但不要美国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文章一播出,台、澎、金、马震动,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他本想诱我吞下金、马两岛的“钓饵”,换取台湾脱离大陆,永久“独立”的前途。但他又一次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策略眼光。陈毅后来说:“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

  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脱身不得,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见1958年11月26日向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作的报告)。

  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融为一体,成为这场斗争的特点。前线军事对峙的同时,中断了9个月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得到恢复。炮击的同时,又辅以政治心理攻势。杜勒斯愈加被动,因其僵硬滞重而干脆被称为“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加拿大众议院合作联盟领袖哈曾·阿纠语)。

  因此,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海峡局势进行的这场斗争,就不能不是这样一个结局:12月10日,美国终于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并且不得不遵守我不允许美舰为蒋舰护航的规定。

  围绕着炮击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一场军事、外交斗争,中国极其生动有力地表达了自己坚决反对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常陈毅对美国并无偏见仇恨,他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才180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杜勒斯病死于1959年2月,他病中,陈毅曾向人们推荐过杜氏1958年11月在克利夫兰基督教会所做的一篇讲话,其中已承认:“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可见社氏并非死硬到底的人物。中、美华沙谈判,陈毅又指示大使王炳南可与美大使握手、问好,星期天请吃顿饭。“不一定老是那么紧张嘛。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

  对中、美关系总体上的考虑,陈外长有过精彩的表述。1961年4月陈毅访印尼时,有位《纽约时报》记者请评论一下中、美关系。陈毅说:“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长期处于这样僵持的关系,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好。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是不是请美国朋友冷静考虑一下,用一支强大的第7舰队占领台湾,支持一个蒋介石集团,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中、美关系僵局怎么能够打开。??中国人民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这个问题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中国是处于被损害的地位。我们没有占领美国什么领土,我们没有援助美国什么叛乱集团来分裂人家的国家。美国的领导人是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国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9年1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采取了主动。

  与美国相对的,还有另一个大国苏联。

  从五十年代末期起,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国际共运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这本来不足为奇。但苏联领导人在渡过“波匈事件”的难关之后,大国主义故态复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并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需要,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分歧终究是无可挽回地公开化了。

  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他就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讲话,教训热诚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划脚之态。10月2日双方开始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出席。赫鲁晓夫又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陈毅当即起而反驳。赫鲁晓夫竟说:“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回敬说:“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这样的会谈当然谈不拢。然而这次会谈加深了对问题的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继续开辟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新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近代中国有志改革的优秀人物曾长久在黑暗迷茫之中寻求真理,包括青年陈毅在内,而最终是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将马列主义送来中国的。

  “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信念。然而照搬照套的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又招致革命的惨重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负伤的陈毅奉命留在深山野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从这时起,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才开始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这是划时代的转折。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给予中国经济建设以大力支援。

  1952年陈毅随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曾受到斯大林亲切接见。斯大林为自己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而当面向中国同志表示了歉意。这使包括陈毅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深为感动。但即便如此,陈毅也不盲目崇拜苏联,而是独立思考和客观地观察苏联。他看到了与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存在的某些大国主义阴暗面,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及值得忧虑的前途。

  果然,1958年苏联提出与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方面拒绝。然而赫鲁晓夫来访之日为此事受到中方责问时又矢口否认,硬说“那是某些政府部门干的事。”陈毅立即与他当面对证事实,令他语塞。碰壁之后他并未改弦更张,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扩大和公开中苏分歧的做法:1959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赫鲁晓夫访美前苏联片面撕毁中苏双方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系被一步步推向破裂边缘。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人将作出何种抉择。

  “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陈毅1963年与日本朋友谈话时说,“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亲爱的同志,授你勋章,给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处。但我们作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他‘老子党’指挥,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那马上就要遭受打击。我们考虑过后果,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保卫中国独立自主权利,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作出这样的抉择需具有极大勇气。1959年的中国,外有美国武装威胁,中印边境冲突,内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左”的错误造成的巨大经济灾难。就在第二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国党发难并遭到反击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16日照会中国,全部撤走1390名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这算什么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陈毅作为外长对于这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尤感愤慨。陈毅在8月4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深沉他说:中国经济受损失还是小事,对两国友谊造成伤痕是大事。中苏两国在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问题上有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希望两国关系不再坏下去。

  尽管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当时仍以团结为重,热情地欢送苏联专家。陈毅在欢送晚会上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和我们朝夕相处,亲密合作,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我们一向把专家们当作我们的良师益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是,陈毅对苏共“老子党”的作风,是警惕的,经常对有关工作人员指出其危害性。

  1960年11月,陈毅访阿富汗归来在新疆伊犁停留,在机场接见了苏联驻伊犁领事,接着来到中共伊犁区党委。不料那位领事也理所当然似地跟着进来参加开会。陈毅警觉了,不客气他说:“我们在机场不是已告别了吗?

  是谁请你到我们党委机关来的?你来做什么?”领事哑口无言,道了歉赶紧走路。陈毅再一问,以前一直如此,苏联领事要来就来,这里的干部以为既是“老大哥”,也从未提出反对。陈毅感慨道:“我们同志太老实!苏联人有点搞惯了,喜欢干涉人家内政。这是中国的地方嘛!”后来事实证明苏方确有所图。1962年春他们欺骗、策动数万伊犁人闹事,并越境跑到苏联去了。

  问题的实质正是独立自主同霸权控制的矛盾。陈毅对此有一句传播于世的精当比喻——“我们不做卫星国。”1962年西方记者报道陈毅在日内瓦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便用这话作为黑色粗体字通栏大标题。陈毅在那次谈话中不无辛辣他说:“苏联的卫星重1000吨。但有着6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作为一颗卫星,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为此,陈毅身体力行。经济上“卡脖子”吓不住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外交部几次要盖大楼,陈毅没同意。“要盖,等我死了以后吧。”外交部成千工作人员许多年挤在那幢破旧的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古旧建筑物里办公。为带领人民渡过难关,1959年中央决定减少高级干部薪水,毛泽东找了陈毅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去商谈,大家一致同意每人减100元,都认为这有很大政治意义。作为外长,陈毅在这方面更大的贡献在于向各国的首脑、议员、记者做有关中苏分歧的解释说明的工作。他的谈话抓住要害,展示矛盾,具体生动,坦率真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作为新中国科技战线早期领导人之一,陈毅对苏联片面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并和美、英一起签订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来剥夺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自己核力量权利的行为尤感气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明确指出其目的就是要中国在帝国主义核威胁面前依赖苏联的“核保护杀,听命于苏联。中国政府1963年6月6日在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当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陈毅始终牢记着中苏人民之间多年积累的深厚友谊。他曾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中苏人民的友谊,讲苏联专家们在中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他讲过苏联顾问团副团长在告别宴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们来时带的是苏联经验,回去时是带着中国的经验。”陈毅称赞这话讲得好,表达了两国人民互学互助的愿望与友情。直至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他仍在苏联驻华使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酒会上发言,引用“友谊贵如金”的中国谚语,强调了两国友好的重要性。

  第三节 边界与邻邦

  中国的边远省县,多以“和”、“平”、“安”、“宁”命名。

  中国力求建立一条安宁友好的边界,然而100余年来,中国的边境和领土,经常被蚕食,被鲸吞,纠纷复杂。西南方向——从阿富汗、尼泊尔、印度直至缅甸,也是一条漫长复杂、有历史争议、某些地段尚未正式标定的弧形边界。制度不同,国有大小,这些国家既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祸害,往往又接下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遗留的历史问题。其中有的国家对新中国多少怀有疑惧,怕中国以武力扩展疆土。国际上对中国不友好的各种势力,乘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之机,进一步挑拨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对于解决边界问题,陈毅参与制订了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基本主张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在谈判中,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些必要的调整。在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总之,是严格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来求得解决。陈毅对外国朋友说过:“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采取扩张政策。”是否真如此,人们要看事实。

  1960年4月,陈毅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东南亚邻邦,第一站便是缅甸联邦。中缅边界有很长的一段迄今未曾标定,由于政权更迭,历史变迁,形成边界现状的原因很复杂,因此中国政府从一开始便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先保持边界现状。解放之初,国民党残匪流窜至缅甸境内,常过境来劫掠骚扰。

  毛泽东一再指示人民解放军不能过界追歼,即使残匪在边疆造成一些损害也不要过去。陈毅传达说:“过界就会形成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些国家都要受震动,都要害怕。”陈毅对缅甸朋友说:“中缅是亲戚国家,完全可以采取万隆会议原则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1960年初缅甸总理奈温欣然来访,与周恩来草签了中缅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

  缅甸人民盛情欢迎中国客人。代表团抵达的第二天便应邀参加缅甸传统节日——泼水节的盛会。然而人们没想到,出现在面前的中国总理和副总理竟穿着圆领白色小褂,围纱笼,趿拖鞋,头扎白纱帕,完全和缅族人一样装束,兴致勃勃来到人群中,泼水祝愿,共叙胞波情谊。访问获得极大成功。

  离开仰光,代表团飞抵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印两国长期来有密切的文化、艺术往来,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底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先提出,1954年在中佣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加以肯定,在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又共同倡导的。然而1959年起,印度先是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后又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印军越过边界传统习惯线侵入中国境内,迫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了自卫反击。中印关系发生了令人遗憾的裂痕。周恩来和陈毅在此次访问中竭尽全力寻找和解与友谊的途径,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和访问,可惜印度方面对中国领导人的真诚努力未能作出响应。

  飞机驶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尼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但也有未定边界问题。此次访问除商谈中尼友好合作事宜外,还在双方已于同年3月签订的中尼边界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就珠穆朗玛峰问题等具体边界事项交换意见,签订了中尼和平友好条约,并交换了中尼边界协定批准书。中国过去出版的地图将珠穆朗玛峰划在中国境内,而尼方则把珠峰划在边界线上。经过多次友好商谈后,1961年秋马亨德拉国王访华期间,双方终于就珠穆朗玛峰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出于对尼泊尔人民的友谊和感情的尊重,同意尼方关于两国边界线通过珠穆朗玛峰的划法,峰顶北部归中国,峰顶南部归尼泊尔。1961年10月5日,两国国家元首在北京正式签订《中尼边界条约》并立即生效。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说:“中国心平气和并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这使印度的立场显得理亏。”

  访问最后一站是柬埔寨,但行前突闻其国王逝世,举国行丧,主人担心形不成欢迎中国贵宾的热烈气氛。周恩来、陈毅商讨后决定按期前往,并为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国内赶制了黑、白色服装,访问期间参加国王吊唁。柬埔寨朋友们深受感动。5天访问期间正遇柬埔寨40年来最酷热的天气,陈毅顶着烈日在金边“王家田”广场向青年群众演讲,高度评价西哈努克亲王的中立爱国主义政策。讲话一次又一次为欢呼声打断。巴黎《战斗报》评论:“北京头号外交家在仰光,加德满都和金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960年8月,陈毅单独访问了西陲邻国阿富汗,参加其独立42周年庆典。陈毅抵达当晚,便拜访了国王、首相及大臣们,陈毅发扬了他独特的外交风格,在个人交往时不拘礼节、坦诚爽朗地交谈中国建设的经验、挫折、大中小型企业结合以至将军下连当兵。一直谈至夜12点,主人仍不倦,请陈毅“再谈!再谈!”说:“我们到巴黎、纽约去谈,谈的是老一套,都是教科书上的东西。跟中国朋友一谈,就学到新鲜思想、新鲜的经验。”

  双方会谈中,陈毅充分照顾到阿富汗的和平中立立场,联合公报草案里没有直接提反美的话,也不明确写支持刚果、古巴人民斗争字句,而写的是:“正在争取独立斗争中的国家,最终是必然胜利1965年3月与阿富汗首相查希尔在中、阿边界议定书上签字的,我们双方要给予支持。”

  这样的措辞对方欣然接受。在双方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双方又签订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访问期间陈毅闹腹泻,身体较为虚弱,但他以极大毅力坚持。他在出席正式活动之外,又抱病接见了巴基斯坦驻阿大使,以及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伊朗、士耳其大使,以扩大接触了解,传送中国人民友好意愿。这一切都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1961年2月,陈毅又访问了南海的海上邻邦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中国同印尼的友好条约。

  还有一个,陈毅始终未去访问而又始终挂在心上的邻邦,那便是日本。

  中国把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但战后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关系一直未获得令人满意的发展。然而陈毅也好,周恩来也好,毛泽东也好,寄希望于未来,从发展两国的民间关系入手,以渐进和积累的方式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8年至1959年,中国向日本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化。1959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前首相石桥湛山和政治界知名人士松村谦三相继访华,周恩来、陈毅等同他们会谈时除强调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政治三原则外,提出:只要日本政府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往来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也可以进行。陈毅还对来访的松村谦三先生说:中国赞成日美两国搞好关系,但希望美日友好不要妨碍中日关系,也不姜因为中美关系僵待而妨碍中日友好。四十年来中日两国的创伤应当弥补,而不应加深,不要在不愉快之上再加不愉快。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前途是乐观的。来访的日本著名政治家赞同中国方面的上述主张,表示愿为改善中日关系尽最大努力。1960年6月,在日本日益不得人心的岸信介内阁下台了。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8月,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访华。为争取在新形势下中日关系能有比较大的进展,经陈毅、廖承志等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决定,向日本提出了贸易三原则,即争取通过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三个渠道,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这得到日本经济界的欢迎。中日贸易逐渐地发展起来。到1962年秋天,松村谦三先生和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在池田首相同意下,先后来中国访问。松村来,主要是谈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及有关中日贸易的原则问题。高崎来,则着重谈具体的贸易安排。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中日关系便实际上进入半民半官的阶段。

  1960年在中国外交上是很热闹的一年。这年年底,陈毅又一次随周总理南行,率400人之多的文艺、体育代表团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参加缅甸独立13周年纪念及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胞波”情谊重叙,亲上加亲。

  陈毅朗诵了1957年送别缅甸驻华大使时他写的祝颂中缅友谊的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情亲意切的诗句,如甘美的泉水注入人们心头。

  10天访问之后,周总理先行告别回国,陈毅和罗瑞卿大将则继续留下,向缅甸人民送去歌舞、鲜花和美好祝愿。奈温将军还特意请客人们到额不里海滩休息。碧海、细沙、摇曳的椰枝,真似人间仙境。两年后就是在这里,陈毅陪同刘少奇主席访缅,与奈温将军等缅甸朋友赤足在海滩踢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藤球友谊赛。

  在缅甸人民醇浓似酒的友情中,陈毅度过了1961年新年。回顾过去的一年,他屈指算了算:这一年跟缅甸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边界条约;跟尼泊尔订了友好条约、边界协定和经济协定;同阿富汗有了友好条约;再加上一个中国柬埔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嗬,这是‘连和5番’哟!”

  陈毅笑着归结说,“1960年是友好年!”

  后来,在1963年3月和11月,陈毅又代表中国政府分别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签订了边界协议和条约。双方互谅互让,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考虑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两国都热望和中国和平相处,所以对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度的照顾。陈毅说:“中国同西南邻国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于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加强亚非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

  第四节 日内瓦会议

  1961年5月初,世界各地数百名记者潮水般拥向国际名城日内瓦,这里将要召开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将由陈毅副总理率领。这是陈毅第一次单独负责、率团代表中国出席重要国际会议。

  7年前,在这里举行过一次关于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以出色的外交努力,促使会议终于就印支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代表史密斯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只表示美国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这些协议和条款。然而后来,正是美国使用各种手段插手印支事务,破坏协议的执行,一直发展到直接出兵入侵印支。就在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开展“特种战争”。

  也正是美国,策动老挝右派两次推翻了中间派富马亲王为首的联合政府,使老挝陷入全面内战,有关协议被破坏殆荆这次中、苏、美、英、法、越等14国首脑开会,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陈毅多次参加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印支问题的研究。研究决定全力支持印支三国的抗美斗争。中国是印支的近邻,又是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美国对印支的干涉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同时,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斗争又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在1961年3月,中国政府同富马亲王领导的老挝合法政府决定互派经济文化代表团,4月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恢复者挝和平的途径。

  中国政府迅速复信赞成,并分别致函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予以促进。而美国则因为支持老挝右派向老挝王国政府军和寮国战斗部队的进攻遭到惨败,也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讨论老挝问题。

  临行前,代表团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陈毅对与会各国态度作了分析,提出要对美国以外其它西方国家和所有中立国多做工作,争取同他们一起达成协议,迫使美国接受。中央讨论并同意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工作方案。中国参加会议的方针是:争取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基础上,达成新的保证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协议。

  陈毅于5月10日一到日内瓦便得知会议延期了,因为美国以未收到国际委员会核实老挝停火的报告为由,拒绝出席会议。各国代表团足足等候了两天,报告总算送到,证明早在10天前老挝就已实现了有效停火,但美国又横生枝节,说老挝左派力量代表无权出席会议。陈毅即与中国代表团人员商量,不能任由美国这样刁难设障,应予以揭露驳斥,决定主动进击,在中国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谴责美方破坏会议的行径。

  此举震动了日内瓦。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忙召集记者作辩解,但无济于事。

  各国记者普遍认为中国代表团一开始便取得了主动,将美国送上被告席。陈毅与腊斯克较量第一个回合的结果是:5月16日,左派力量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幕。

  16日下午,陈毅在莱蒙湖畔的国联大厦,潇洒大度地和各国代表握手致意,而腊斯克却为了避免遇见中国代表团,竟由旁门绕入会议厅枯坐等候。

  陈毅在开幕会议上作了18分钟的讲话,阐明中国政府原则立尝观点和主张,指出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则是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使老挝人民真正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解决内部事务的愿望。他还提出:“我们希望美国代表能够认真地同大家一起,寻求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途径。”

  第二天,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认为,陈毅外长的发言是“积极的”、“得体的”、“和解的”。腊斯克在第二天发言中打出“中立定义”这张牌,说中立定义“必须超出不结盟的经典的概念”,说穿了就是要实现与美国结盟的老挝右派上台当政的“中立”。陈毅毫不客气,在第二次发言中即引用杜勒斯过去说过的“中立是不道德”的名言,回敬腊斯克,指出腊斯克的中立定义实质还是干涉侵略,“如果这也叫中立的话,那只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道德的中立。”

  腊斯克的“中立定义”销路不好,连英国、法国也不表赞成。腊斯克又输了第二个回合。

  腊斯克又主张在老挝“发展有效的国际机构”,国际监督机构可以充分往来老挝全国各地,无需取得老挝任何全国性或地方性文武官员的同意;这种国际监督机构可以裁编者挝的军队。陈毅尖锐指出:美国设想的这种国际监督机构,是要把老挝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而不是在尊重老挝独立的基础上维护老挝的中立。在讨论国际监督机构的职权时,必须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

  腊斯克还主张对老挝的经济技术援助由这一地区的中立国家来管理。陈毅明确指出:首先是者挝行使主权、独立自主地接受外援的问题,应根据主权和平等的原则由老挝王国政府同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协商,而不应由任何国际机构来管理。

  为了保证老挝的中立并为此进行必要的国际监督,苏联代表团在和中国代表团一再磋商后提出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等两个草案。陈毅在5月24日的会议上说:中国赞成苏联的建议,因为它是以1954年日内瓦协议为基础的,是划清了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和国内方面的界限的,是符合老挝人民要求和平、独立和中立的愿望的。

  然而,会议进展困难重重。从5月末起,由于美国几次三番在老挝战场停火问题上无理取闹,由于老挝左中右三方迟迟未达成协议,会议时开时断,陷入踏步不前的僵持状态。美、英、苏、法外长都相继将会议工作交给副手,离日内瓦回国了,只有陈毅仍住在市郊“花山别墅”,积极活动,开展工作。

  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同北京保持联系。陈毅熟悉毛泽东、周恩来夜间工作的习惯,因此他尽可能在每日上午听情况,写报告,以便在北京时间午夜前后送到中央领导人手里,第二天日内瓦中午之前,便可收到复电。陈毅所筹划设计的一切重要行动,都严守外交纪律,及时报告请示。但在中央授权的范围之内,他又很撤得开,能抓住机会,迅速反应。会议间歇时,或四处造访,或接见记者,或广邀来客,坦率交谈,结识了不少朋友。

  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与陈毅多次互访、晤谈,有时融洽,有时也有分歧。一次霍姆就中国向非洲“渗透”问题提出看法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够不管别人,而专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陈毅坦率他说:“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们总是从个人的一生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过于狭窄。”事隔多年,霍姆仍称陈毅为“一个有用的朋友”(见《霍姆回忆录》)陈毅的朋友还有很多,他与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麦克唐纳谈文学、鸟类和陶器,与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谈四川者家,与印度外长梅农共赏中国佳肴??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沃尔德评论说:“英国代表们发现他(指陈毅)比许多苏联官员要通人情。??他的收获是得到尊重。”

  6月初,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日内瓦会议休会。许多国家引颈翘首,等待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谈结果。陈毅向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冷西谈到中国的态度,说美苏改善关系并非坏事,只要真正有利于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有何不可?问题在于不能把老挝作为大国交易中的筹码,任意摆布,老挝人民的命运应由老挝人民自己决定。后来的消息证明,维也纳会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陈毅却力争主动。他广泛开展会外活动,促成老挝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3亲王会晤。

  美国多次阻挠此事,先是指使文翁不来瑞士,来后又要他拒绝和苏发努冯会晤。陈毅以坚持不渝的耐性,多次与西哈努克亲王、法国和印度代表磋商,多方推进,终于取得3亲王在苏黎世会晤的成功,并就老挝内部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既然如此,会议就再没有理由不进入实质性讨论了。

2017威尼斯登陆网站 ,  美国仍不甘心,又在会上抛出一个新草案,要由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全面管制老挝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陈毅在会议第五次发言中揭露这是“利用保护之名实行强占之实”。然而,达成协议的道路何在?在结束此次发言时,陈毅本着求同存异精神,综合归纳了开会以来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见,取其精髓,列出了4个方面的共同点,也即求出了各国发言的“最大公约数”,表现了灵活的策略思想及平等协商、寻求协议的精神,从而一扫40多天来会议步履艰难、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沉闷、混乱以至悲观的空气。

  至此,会议开始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前面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会议将进入拖而不断,无大文章可做的状态。陈毅请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华去做。

  临行前,陈毅参加了一次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鸡尾酒会,遇见了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哈里曼。哈里曼年届70,人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他虽反共,但不赞成杜勒斯“遏制”中国的死硬政策,并提出过访问中国的申请。此番来日内瓦,他做出一些较为积极开明的姿态。酒会上,他想和陈毅搭上话,先与中国王炳南大使搭话,又让夫人与中国女工作人员搭话,最后,由加拿大代表朗宁介绍,主动向陈毅伸出右手。两只手刚一握住,记者们便纷纷抢下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巴黎《快报周刊》语)。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美国不能再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陈毅二度重来日内瓦时,已是第二年(1962年)的7月了。这期间会议曲曲折折断断续续,经过5个月激烈的讨价还价和反复协商,曾在1961年12月18日达成了协议。但年底美国又策动右派发起进攻。老挝人民在军事上特别是南塔之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才迫使右派参加了3亲王会议,并于6月11日达成了停火协议。日内瓦漫长的谈判,终于获得成功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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