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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任党代表的还有谁,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作者: 现代文学  发布:2019-11-24

十六

南昌起义任参谋团秘书长的李一氓同志,近年在写给百科编审会的材料中说到:

  “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广东大学法科院热气腾腾,四川革命同志会正在这里举行欢迎郭沫若、李一氓等人参加北伐大会,阳翰笙的欢送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台上的那个头戴军帽,一身戎装,佩着刀带,精神抖擞的人身上,他就是郭沫若。接着由他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本质,指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呼吁必须联合广大民众一起进行斗争。他的话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一时间,人们对郭沫若参加北伐有种种的议论,尤其是要他做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许多人都以为是委屈了他。而沫若却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其实宣传科长一职十分重要,很有实权,当时已经开始排共的蒋介石(1887—1975),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国民党里又没有人可以胜任,现在由郭沫若担当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这本是周恩来的锦囊妙计,当他从阳翰笙、李一氓口中得知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即约沫若到家里来,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于是就决定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1885—1927)出面,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邓演达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另外还给了郭沫若一个行营秘书长的职位,军衔是中校。
  眼下马上就要远征,数日来沫若既要出席北伐誓师大会,又要忙着应酬和参加欢送会。最使他感动的是,孙炳文特为他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并赠予“戎马书生”的徽号,这使他感到十分荣耀。左广州整整住了四个月的他,结识了许多新朋,遇见了不少旧故,一旦又要离别,实在也有点依依不舍。他会怀念这儿盛开红花的英雄树,会怀念在英雄树下并肩战斗的伙伴,不过他一定会做到在誓师大会上的誓词:“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部和江西以及福建、浙江的孙传芳(1885—1935)部进军。郭沫若是二十一日跟随总政治部离开广州的,这支连工作人员和夫役在内约有一千人左右的队伍,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诸如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样样都得管。出发那天,赶来送行的创造社的同仁们早就等候在黄沙车站,他们激动地挥手向沫若等人高喊:“等待你们胜利归来!”沫若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火车。翌日抵达韶关,即下车行军,翻越南岭,追踪以北伐军先遣队叶挺(1896—1946)独立团为核心的第四军。队伍每天在酷暑中行进,不怕日晒雨淋、餐风宿露,很快进入长沙。
  政治部原先只备有两匹马,专供主任邓演达和俄国顾问铁罗尼(即塔伊罗夫)使用,一路上沫若都是步行的。到了长沙之后,才给沫若和俄国顾问的翻译纪德甫也配了马,可是沫若不会骑,常让给别人享用或驮行李。这个丢掉“戎马”的“书生”,却往往跑在队伍的前头替大家张罗宿营地,有时还为大家烧菜煮饭,怪不得他在给安娜的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也出乎意外。”①本来邓演达曾担心他一不能吃苦,二于军事是外行,现在看到他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一切忧虑都化为乌有。由于邓演达需要经常住在司令部参预军事谋划,他差不多把政治部的事情全都托付给了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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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北伐途次(四)》。

在南昌起义,师党代表还应加阳翰笙和梅龚彬,当时他们都是师党代表;

  叶挺独立团突进到湖北咸宁,已经逼近武昌。沫若接到了邓演达的指令,带领总政治部先遣队紧跟而上。八月二十五日清晨过汩罗江,火红的朝霞映在江面上,沫若骑着马在江岸的浅山中颠簸,想起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跋涉过的路程,不觉豪情满怀,久无诗兴袭来的他,此时此刻竟在戎马倥偬之际吟得一首五律: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汩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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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过汨罗江感怀》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应增供给部长宋裕和和曹祥仁同志,他们归搞破译的胡立教;

  然而征途中并非时时都慷慨激昂,也有低沉丧气的当儿。一天晚上队伍走散,沫若与秘书李一氓继续在山间的田畴上赶路,暮色越来越浓,周围的山冈渐渐由深蓝化为黑影,好象在紧紧包抄过来。沫若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以来不曾有过的恐怖念头:怕附近山里藏着的吴佩孚的散兵,会乘着黑夜冲下来;又怕林中窜出土匪、强盗,前来趁火打劫。一路上胆颤心惊,好不容易找到歇脚的村庄时,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八月底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相继告捷,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国民革命军急需马不停蹄地去占领武昌。这里有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做,沫若一行即于九月初赶到纸坊南湖,把政治部临时办公处设在南湖的文科大学内。此地已进入敌人的大炮射程,武昌的城廓隐约可见。武昌本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墙高而且厚,都是用石头和砖块垒成。城墙外有碍防守的建筑物,已在日前国民革命军第一次攻城时被烧掉了,看来没有攻城炮,城墙是难以摧毁的。当时城下的国民革命军只拥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英寸口径的野炮,而城楼上的军阀部队却用从炮舰上拆卸的大炮,来加强他们的防御。面对这种境况,铁罗尼幽默地对郭沫若说:“K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沫若亦诙谐地回答道:
  “或许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哩!”
  要攻克武昌城,的确不容易。总司令蒋介石曾提议对于攻城士兵只许前进不准后退,后退者一律枪毙,但遭到了大家的否决。九月二日决定组织敢死队,准备在当晚借着夜阴爬上城去。这就需要大量的云梯,可是国民革命军没有工兵队,怎么办呢?只好把政治部当作临时的工兵队。沫若刚写好标语、拟就传单,现在又要立即派人到民间去征集梯子,然后还得将它们扎接起来,才能作爬城工具。他身先士卒,顾不上对这种活儿的生疏,亲自动手,居然也绑了三、四架。能将自己的汗水洒在攻城的路上,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夜暮降临,在南湖的一个空旷的大院内,墙上满靠着各式各样的“云梯”。沫若站在院中的高台上,在苍茫的夜色中向攻城的勇士们作了动员讲话。战士们怀抱着献身的精神,决意连夜拿下武昌城,他们当然清楚这样做代价将是惨重的,因此氛围异常悲壮。当夜未能攻克。五日夜间重又发动攻势,结果仍遭失败,死伤惨重。
  次日凌晨,苏联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不幸在宾阳门饮弹身亡。平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从踏上征途以来,和沫若虽时常呆在一起,却很少直接交谈。但在这次参加攻打武昌城的晚上,临出发时他竟特别用力地拉着沫若的手,沉静而决绝地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忏语。沫若抚着德甫的担架,默默听着从现场归来的战友描述他牺牲时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哀思。一个往日与自己成天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伙伴,现在一下子就被无情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这给幸存者心理上的震动和负担可真难以承受,沫若生平还是第一次体验这样浓重的悲哀。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为这位亲密的战友购置了棺木、衣衾予以收殓,还特意将那颗致德甫于死命的子弹当作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晚间躺在床上,他回想着两个月来与纪德甫相处的日日夜夜,心里觉得空落落的,索性爬起来一口气做了四首悼诗,这才踏实了些。所作都是七绝,其中第三首云: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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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悼德甫》

四川有一次兵暴,颇有几个知名人士,后与四方军会合,为张国涛所信任,可弄清楚;

  纪德甫牺牲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一时没有什么进展,沫若受命带领部分同志偷偷渡江去主持政治部汉口办事处的工作。当时的汉口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刚刚攻克不久,各种报纸依旧唱着老调,因而有必要在这儿压压周围敌人的气焰,壮壮革命的声威。沫若大刀阔斧地封闭了两家反动报馆,迅速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同时组织和加强民众团体,促使民气大大高涨了起来。这样前后只化了一个星期,整个市面便顿然改观。当然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汉口码头工人将他们逮捕的工贼送交政治部办事处法办时,沫若坚决主张就地镇压,可是请示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却和蒋介石一样主张下令释放,并责备办事处“不懂策略”,批评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既然是感情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又何苦要占着职位干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差使,令人讨厌呢?沫若一气之下写了辞职信。幸好邓演达及时过来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沫若直抒己见,认为他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过于顾忌、妥协。邓演达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由他作主。
  长时间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敌军已经弹尽粮绝,部分守军不得不开城迎降。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沫若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此时他正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他兴高彩烈地向代表们宣布:“今天敌军要开城迎降,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庆祝,合起来是六十节!”①会后,他想尽快将攻克武昌的消息告诉三镇市民,可是已经来不及发号外,也来不及打锣通知了。急中生智,他立即写了“攻克武昌,活捉守将”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里面,请司机沿着大街小道四处行驶。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街都是放鞭炮的,鞭炮屑把马路都垫高了。街上全是人,汽车只得慢慢的走。有人误将车子里的郭沫若当作活捉到的守将刘玉春,就拼命用石头砸汽车,以致车子的漆和玻璃都有损伤。沫若眼看宣传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将车开进小街,绕道返回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内的政治部办事处。②两三天后,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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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讲革命掌故》,1948年10月16日《华商报》。
  ②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队,是在武汉距八路军军万后挟款叛逃;

  战争时期调动频繁,十一月七日沫若刚刚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突然接到邓演达的电话,嘱咐速往刚攻占的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沫若二话没说,即于第二天与李一氓等人乘船赶赴九江。南昌攻克后,总政治部在那里设立了驻赣办事处,沫若随即又转道南昌正式兼任办事处主任。本来预定在九江工作两周即回武昌,不料被先后坐镇九江、南昌的蒋介石拖住下放。早在汉口时,蒋介石就曾托邓演达转告郭沫若,希望他能随同进发江西,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可是现在却无法脱身。蒋介石对他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每次接见都要起身相迎。一九二六年除夕,总司令部在旧督军公署餐厅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沫若亦在座。席上,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官话致词,声称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正在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一切听他指挥。席间竟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也居然默默领受而不加制止,沫若看着他那一对居心叵测的眼睛,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蒋介石的野心正在不断暴露,他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呢?
  由于蒋介石不顾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反对,擅自挟持中央政府暂驻南昌,致使南昌和武汉实际呈现出分裂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一月初邓演达已去武汉,他在离南昌前夕曾约郭沫若谈了一次话,认为沫若已经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为了革命的前途要特别多加保重。不断经历革命烈火的锻炼,沫若在政治上确实越来越成熟,因而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他就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接信后不久即复示,对于沫若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来允纳他的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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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牛生:《郭沫若的政治生涯》,1933年2月《社会新闻》第2卷第17期。

我南昌起义时当参谋团秘书长(参谋团参谋长是刘伯承)。

  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却在乘机酝酿着更大的阴谋。他到处安插亲信,扶植反革命流氓势力制造事端,镇压工农革命力量。沫若把他此时此地的一言一行统统记入账内,且试目以待,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沫若义愤填膺,但他不知内情,仍希望蒋介石能制止暴徒的罪恶行径,因此曾以政治部名义报请总司令“免职查办”肇事者,蒋介石假惺惺地作了批示,然而只准登报,不准电告赣州付诸执行。这一纸空文,帮助沫若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虚伪的嘴脸。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差遣沫若上庐山视察阵亡将士墓工程,同时雇佣暴徒在九江制造了“三·一七”惨案,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捣毁。沫若当时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总以为他是“为群小所误”,不了解暴徒们的所作所为,因而急切地亲自去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可是接踵而来的,三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安庆惨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民众团体遭到袭击。沫若通过蒋氏手下的一名心腹,即安庆电报局长,探听到了原来种种惨案均系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揭开了,三月二十四日,沫若怀着异常愤慨的心情离开了蒋介石,他一定要用笔向民众揭露自己所了解的种种内幕。
  其间,为了拉拢郭沫若,蒋介石也曾耍尽手腕。他秘密地委任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三月十五日在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声音不够大,还特地选中了郭沫若做他的传声筒。最后当沫若向他透露了要走的意思时,平日很少露出笑容的总司令,突然显得可亲起来,连声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沫若却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沫若自然不会真的答应他,只是独自在心里盘算着出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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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

关于参谋团,周恩来曾回忆说:“参谋团主任不是我,是伯承同志。开始,参谋团没有人任参谋长,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做,起初他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做,他才担任这个职务。”与李一氓同志的回忆是一致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
  总政治部派郭沫若往沪组分部,郭定有(念五)日起程。
  实际上没有这样顺利。蒋介石虽已先期赶赴长江下游地区,但他留下了参谋长在监视郭沫若,总政治部周围布满他们的喽啰。沫若冒着风险去游说李宗仁(1890—1969),鼓动他在安庆举起反蒋的旗帜,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无奈对方优柔寡断,不能成事。如果这时总政治部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即使是一连人,沫若一定会亲自举事,遗憾的是现在他手中只掌握两支驳壳枪。
  反蒋的风声已经走漏,必须火速离开安庆。沫若改装并化名“高浩然”,假充第三军参谋,由水路辗转来到南昌,借住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1886—1976)家中。三月三十一日,就在这东湖边上花园角二号,他躲进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间里,奋笔疾书,草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这篇檄文正好与当时听说即将发布的武汉中央政府免除蒋介石职务的命令紧相配合。脱稿后沫若即装入信封,在上面划了“·十·十·十”字样,以标明这是紧急军事文书,派机要交通员专程送到武汉,不久即在《中央日报》副刊上面世。①同时他也在江西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人们争相传阅,雄文犹如震天的号角,唤醒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一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偏重在理论上阐述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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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84年9月8日笔者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梅龚彬(1901——1975)1923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算是国民党创党时的元老。旋经贺昌、施存统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徐家汇创建团支部,任书记。同年夏,被聘为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次年即1924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徐家汇支部第一任书记。五卅运动时,负责召集全市学生代表会并任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梅龚彬和郭沫若、杨翰笙、李一氓赶赴南昌,参加叶挺、和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梅又率部赶赴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武装起义。

  在南昌的四天中,沫若目睹革命民众活捉伪省党部的反动分子,并且曾亲自挎着驳壳枪,参加去捕捉伪财政厅长,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强烈的革命刺激,使他亢奋不已。可是到了九江后,他才知道国民党中央还在一味与蒋介石妥协调和,连邓演达也居然责备他公开反蒋,诗人多愁善感的气质,不免又陷入了深沉的苦闷之中。叶落而知秋深,四月四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好象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这时邓演达在武汉频频催促沫若奔赴上海开展工作,沫若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命令。当他乘坐的小船途经石头城时,只见江岸士兵林立,空中旗帜飘扬,显然是在迎接蒋介石“登基”;远处一艘艘日本军舰在往上游航行,大概是去威胁武汉。顶着这股席卷而来的黑色风暴,沫若挺立船头自言自语道:“风哟,你能摇动我的船,不能摇动我的心!纵使是樯摧舵折,我也要向前迈进。”途中闻讯,派往上海工作的政治部部分成员已经到达目的地,并且在报上公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上海分部通告》,表明该分部已正式成立,不幸的是,很快遭到了心狠手毒的蒋介石的查封,十九名工作人员被逮捕。沫若心急火燎地写信给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请求他营救被拘留的同志们,说:“务望设法,或由兄出名,或另托沪上友人具保,使他们早日免掉缧绁之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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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山笛:《郭沫若与刘海粟》,《文化与生活》1983年第3期。

阳翰笙(1902-1993),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他先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四军政治部,协助林伯渠等工作。“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后,他参加起义军南征,被委任为所属第二十四师党代表,参加了两次会昌战役。后又调任为起义军政治部秘书长。起义失败后,由海陆丰经香港转回上海。 1927年底,阳翰笙和李一氓参加创造社,共同编辑《流沙》周刊和《日出》旬刊。

  待到沫若秘密抵达上海时,已是四月十四日。这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三天,尽管是晴天,阳光却显得白惨惨的,街头白色恐怖的气氛尚未消尽。打扮成绅士模样的沫若,混杂在栖栖遑遑的人群中闪进内山书店,与李一氓等人接上头。当晚听周恩来介绍了上海的情况,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公开工作的余地,在征得恩来的同意后,于次日又离沪赴武汉,准备去与邓演达等人商讨如何组织力量打倒蒋介石。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一条题为《郭沫若之私事·如此而已》的报道,胡诌“郭沫若第二妻日妇,向郭索损害赔偿费,郭惧,携妾避匿”。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竟被化成如此这般的桃色新闻,真是可笑的杰作!
  许多人都以为郭沫若大半在上海遇难了,没想到他又好端端地回到了武汉,而且正赶上第二次北伐。鉴于奉军南下,步步进逼武胜关,武汉政府不得不先起兵北伐张作霖(1875—1928),然后再回师东征蒋介石。此次军事部署以唐生智(1889—1970)和张发奎(1896—1980)为主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郭沫若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李一氓等人暂时留守武汉。四月底送走了出征的十万大军,帝国主义者威胁性的挑衅便一天紧似一天,在武昌和汉口的江面上,时常陈列着四五十艘外国炮舰;同时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宜昌的夏斗寅和长沙的何键、许克祥相继叛变,因此武汉的局面一度岌岌可危。沫若不断收到被蒋介石“清党”逼到这儿来的进步青年们寄来的信,他们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怎么也不会想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已经难于稳住革命的局势了,连沫若也在想:早晓得武汉成了这种样子,真不该跑回来,留在上海即使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失望象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自己,他常常望着黄鹤楼下的江水出神,心中每每生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颇为气愤地说:
  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现在的所谓“领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底仇敌了。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甚么“幼稚”,甚么“过火”。几位投机的所谓“领袖”,被一些旧军阀底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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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信是写给黄慕兰的,后录入小说《骑士》中。黄时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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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北伐的主要战场在河南,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打败了张作霖。六月初旬,沫若往郑州慰劳前线将士。在军人们企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民众换来光明前途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中,沫若是有所感动的,不过他心中总在嘀咕:先打河南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应当乘南京政府尚未稳定之际,先挥师征讨蒋介石。在军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了鼓动军心的讲话,与大家一起议决:通电请求国民政府肃清河南土匪及军阀余孽的同时,立即讨伐蒋介石。
  六月中旬,北伐军班师武汉,沫若亦与一直在前线督战的邓演达同车回到武汉,两人一同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幢房子里,对面的楼上架着机关枪在暗暗监视着总政治部主任。沫若见演达深居简出,苦闷得沉默无言,心中自然有数,这是因为极度不满意武汉政府的现状,尤其对于汪精卫(1883—1944)突然趋向反共更为愤慨,为此邓、汪两人曾发生过几次剧烈的争执:汪坚决主张反共,邓执意仍与共产党合作。几天后的一个夜里,邓演达终于悄悄地离开武汉去莫斯科了。不久,沫若从他的秘书手中接到一封他留下的信,写得十分沉痛。沫若何尝不是跟他一样,郁积着满腔的悲愤。回想起他出走之前,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清晨和黄昏时分,只听得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沉重的脚步声,沫若仿佛觉得一脚一脚都踩在自己的心窝里。现在捧着战友洒满辛酸泪的手书,他重新思考了今后的道路:武汉政府将何去何从,一时尚难断定,如果它真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流合污,那么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心在痛苦地战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新闻,题名《郭沫若将膺新命》,云: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业已编制就绪,昨经政治委员会议决:任令郭沫若为该军副党代表云。
  其实郭沫若还同时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该军总指挥是张发奎,由于他在第二次北伐中有功,因而得以升任此职。七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在武昌旧督军公署参加张发奎就职典礼。会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训词,指手画脚,拿腔拿调,借题大骂共产党,脸上充满了杀气。接着孙科(1891—1973)代表国民政府致训词,别有用心地将“联共”篡改为“容共”,谁都知道“容共”实际上已成为“反共”的同义词。当时叶挺镇定自若地留心听着;贺龙(1896—1969)听得忍无可忍时就做个鬼脸;郭沫若却很潇洒地在读壁上的标语,从这条到那条,往返重读着,对汪精卫之流的训话听而不闻,但他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个信号!
  武汉的时局每况愈下,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竟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从此“宁汉合流”。沫若密切注视着这一切,觉得事态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朗。七月底他随张发奎所部来到九江,住在鄱阳湖烟水亭内。这时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正在庐山开会,密令缉拿共产党员、群众运动领袖和各方面进步人士。眼看共产党的许多负责人都往南昌汇集,沫若便向中共九江市委负责人也表达了愿往南昌去的意图,党组织劝他不用急,且看看再说。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将有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他渴望入列,他引领待命。

十七

  果然,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云集在南昌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北伐军中受共产党影响的三万余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纪元。枪声在召唤郭沫若。三日,他与张发奎商定解散了政治部,张发奎邀请他同往日本去,他谢绝了,而决定与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人奔赴南昌。当晚,他们乘坐两辆手摇车急匆匆地上了路。黑夜如漆,不见星月,沫若的意念中却似有一颗“北斗星”当头闪耀着,为他清楚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往的惆怅、悲愤一扫而光。他的胸膛里吸满了清新的空气,感到十分熨贴、舒畅。他无声地笑了,尽管黑暗中潜伏着万般险恶,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举起了革命红旗的圣地。
  第二天早晨过了德安,他们在南浔路上继续前进。铁轨闪亮、坦荡,南风馥郁、沁凉,田园青翠、妩媚,一路上总还顺当。可是到了九江和南昌中途的涂家埠车站,突然遭到由南昌败下阵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顿时乱拳飞腿交加,把沫若从月台打下轨道,又拉上月台打倒在地,扭断腰间皮带抢走了手枪,连衣服和日记本都被掳光。同车的李一氓,也被踢伤在候车室里。待散兵走后,他们挣扎着爬起身来,与后到而幸免于难的阳翰笙、梅龚彬会齐,重新登上征程。笑谈此次遇险,戏言谑语不绝于口,居然七嘴八舌地凑了一副对联,是沫若出的上联,叫做“郭主任背腹面受敌”;翰笙等人马上交口对出下联,乃曰“李秘书上中下俱伤”。①大家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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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傍晚赶到赣江边,隔江可以望见南昌城,糟糕的是恰逢大雨滂沱,江水猛涨了两三尺,茫茫江面上不见一只船影。众人徘徊、焦急,一筹莫展。沫若提议:“凫水过去。”凫水?谈何容易,一氓、龚彬都是旱鸭子,翰笙也只会狗爬式,这么宽的江面,波涛翻滚,怎么过得去?沫若略加思索,决定先和翰笙泅渡过江,然后再来接余下的同志。他鼓励翰笙说:“你大胆地跟着好了,在我旁边,游不动时我拖你一下。”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开来了一只小船,上面有人在招呼:“哪一位是郭沫若同志?我们是贺龙贺总司令派来的,请你们过江。”原来是,沫若在涂家埠车站时,曾挂电话请牛行车站通知了南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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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

  沫若一行于夜半时分安抵南昌,在起义军军部与贺龙、周恩来等人重逢,彼此紧紧拥抱,显得格外亲切。沫若笑谈途中狼狈情景,众人即表深切慰问,贺龙、恩来各赠以军服和内衣。这时沫若才了解到“八一”起义的详情,知道自己不仅忝与宋庆龄(1893—1981)、邓演达、谭平山(1886—1956)、贺龙、恽代英等同被列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同时还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由于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在调兵遣将包围南昌,起义部队已决定撤离此地,取道赣东过福建入潮梅,再经海陆丰直取广州,仍以东江为基地,重新组织力量,待机再度北伐。军情急如火,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沫若连稍事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带着疼痛、疲乏的身躯和充满幸福的心情,甜甜美美地睡了一夜。
  五日清晨,沫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起义部队进军广州誓师大会上,会后即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谭平山、张国涛(1897—1979)、李立三(1899—1967)、吴玉章(1878—1966)、林祖涵等率大军离开南昌,冒着烈日溽暑,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火伞一般的骄阳当空照,咸滋滋的汗水流在伤口上,麻辣辣的,而沫若并不怎么介意。他一面走,一面吟着自己新做的诗,有时也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和《少年先锋歌》:“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绵绵山路和持续高温增加了行军的艰难,这就更需要宣传鼓动。部队在临川休整四天,加强了军内外的政治宣传工作;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也使士气高昂了不少。当队伍在细雨濛濛中继续前进时,沫若的口中又吐出了新篇: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铁甲满关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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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萧克主编:《南昌起义》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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