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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五一口号

作者: 现代文学  发布:2019-11-17

  “空前绝后的坏政府”正在疯狂地作着垂死挣扎,他们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地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结果惹得愤怒的烈火烧得更旺,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先后遍及国统区十多个城市。沫若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一、二月间,上海同济大学等校学生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请愿,遭到国民党三千军警的武装干涉,受伤、失踪达二百余人。沫若与马叙伦、侯外庐、沈钧儒等五十七人联名发表宣言,声援学生们英勇的抗暴斗争,吁请海内外爱国人士同伸正义,制止独裁。
  沫若的心一直向着代表中国人民希望的革命圣地延安。他知道,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一九四七年三月主动撤离延安,仅仅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四月就又收复了它。可是被国民党蹂躏得遍体鳞伤的延安城需要重建,流离失所的陕北灾胞需要拯救,他怎能忍心坐视?于是由他和立群出面,串联茅盾、聂绀弩、黄药眠等五十名文化战士发起集体捐献,他带头捐款四十元,是最多的一个。他还代表大家执笔,登报表示“我们这一小群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我们现在仅以象征的捐献,作为恢复民主圣地的几片砖瓦”,希望广大爱国同胞“重新提起”抗战期间的两句口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同参加捐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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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5月7日《华商报》。

由胡乔木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其中第五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条格外引人注目。

  革命临近胜利喜事多。一月十日人民解放军生擒杜聿明,结束淮海战役最后一仗;十五日天津解放;二十一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一月二十二日夜闻蒋介石下野时,沫若乐得坐不住、睡不熟,欣然命笔成五律一首,有句云:
  域中逃祸首,关外建红牙。
  已见春冰解,寒梅谅已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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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沫若佚诗廿五首》,1979年6月I0日《光明日报》。

毛泽东亲笔作重大修改

  他与来车站迎接他们的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彭真等领导人一一握手,不知有多少话要向党细诉。次日,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他感到党和人民给了自己无尚的光荣。昔日皇帝的宫殿,今天成了人民的礼堂,在这样的地方登台讲话,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说“毛主席所领导的人民武力,使中国人民翻了身,使我郭沫若也翻了一个身,我真是感谢无尽”。①话越讲越激动,如奔流直下的江水滔滔不绝,他恨不能掏出自己的心,表明他要为完成革命事业、建设新中国鞠躬尽瘁,无条件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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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叁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身在海岛,心潮逐浪高。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为迎接这个人民大胜利的一九四八年暨欢迎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人来港,文协香港分会于年初的一天晚上举行新年团聚晚会。会上沫若讲话,建议从事文艺活动的朋友们,虚心袒怀地研究一下新的一年文艺的任务,从而制订出一九四八年中国文艺运动的纲领,这样才能迎接更大的胜利。他想到日前参加部分离校的中大师生举行的新年团拜时,曾应大家要求以《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倾向》为题作报告,谈到今后文艺“要丰收,就要把作家的臭架子去掉,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在纲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沫若实际上担负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对于如何开展文艺活动,他有许多设想和考虑,总的方向是:“人民至上,革命至上”、“生活第一,意识第一”、“战友集中,火力集中”①。具体说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坚决主张以是否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作为今天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号召有正义感的朋友们拿起笔来参加文艺阵线上的大反攻,扫荡形形色色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文艺。然而落实到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时,却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作品一律斥为“反动文艺”,批评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朱光潜是国民党的“男作家”代表,萧乾则是“标准的买办型”,并分别给他们贴上“桃红色”、“蓝色”、“黑色”的标签,这显然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而他当时却自认为战斗性强。在另一篇文章《开拓新诗歌的路》中,他明确提出“今天的诗歌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并指示了开拓诗歌的两条大道:一是启发人民的文艺活动,让人民自己写,二是诗人向人民学习,先存心努力去做人,然后再存心努力去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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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艺活动的总方向》,1948年3月《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伪国大的召开意味着国共和谈的完全破裂,加上民社党、青年党之类的一批跳梁小丑应声附和,似乎给当前的局势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沫若既气愤又担忧。忽然接读周恩来十一月十七日自南京寄来的信,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信中说:“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唯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①这么纷繁复杂的形势,经恩来一分析,全都泾渭分明,了如指掌,沫若猛然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看到信末还说“弟等十九日归去”,知道周恩来、李维汉为抗议国民党非法召开“国大”,将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西望梅园,不胜依依,倾吐肺腑,成诗一首,遥寄恩来、维汉: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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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周恩来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四封信》,1983年3月2日《北京日报》。
  ②见许涤新:《疾风知劲草》,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他们大都是久经风霜的老人,正当花甲之年者就有好多位,人们尊称他们为“民主寿星”,党十分珍视他们。在欢欢喜喜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的当儿,沫若与大家为“民主寿星”何香凝、沈钧儒、彭泽民、李任潮、马叙伦、谭平山、朱蕴山等集体祝寿,他撰写了寿序,赞誉他们为常生不老的青年,祝颂他们与民主自由同寿。
  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诗人,如郭沫若、柳亚子、聂绀弩、黄药眠等。沫若忘不了自从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定下了诗人节,以后一年一度,每逢端午诗人集会,开展各种各样活动,好不热闹。如今诗人们荟萃于香港,又逢端午,心中不免又萌动过节的意念,他们商定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采取特殊的纪念方式,即由沫若领衔联名发表《我们的话》,向党和人民敬献忠心:欢呼“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就要到来,在亚洲大陆上,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表示“在这大风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为一个诗人,他不仅要带着他的歌唱来参加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带着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点滴实际工作,来共同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①此时沫若心中憧憬着,明年到南京或北平去纪念诗人节,更有一番喜庆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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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6月11日《华商报》。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文章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着毛泽东侧身头像。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在里应外合的斗争中,沫若的确站在民主爱国阵线的前头。新的一年,蒋介石将伪国大制订的伪宪法强嫁给人民,而且美帝国主义又开始采取公开援蒋的政策,沫若特于政协周年纪念日接待记者,公开声明:“人民最清楚谁是政协的破坏者。还须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负最大责任。我们拥护政协,故片面召开的‘国大’所通过的‘宪法”,不能承认。”他还郑重指出:“中国如欲真正民主化,只有拉回政协之路,重组各党派公平的联合政府,另开合法国大,重订宪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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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7年1月12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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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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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岁末杂感》,1948年12月25日《文化生活》海外版第9期。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图为1949年7月15日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迅速解放全国人民。“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①沫若欢欣鼓舞,准备拼死大干一场。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他呼吸着血腥的空气,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党组织为确保他的安全,特地安排叶以群(1911—1966)于十一月十四日护送他去香港。“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沫若服从党的调动,又由水路奔赴新的战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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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蜩螗集·再用鲁迅韵书怀》

“五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这封信函,完整表达了中共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四十八
  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
  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
  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
  我今真解放,自愧乏长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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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蜩螗集·北上纪行(三)》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随着国民党统治的节节败退,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蒋介石不得不于六月六日假惺惺地发布十五天停战令,沫若一眼看出这又是在耍花招。他一面就此事答《民主》周刊记者问,一面为《周报》撰写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提醒人们认清蒋介石这一着是为了在军事上“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频频接触,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在内的第三方面代表亦陆续赴京,沫若作为第三方面代表之一,也赶去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清晨沫若到达南京,第一个感觉便是:石头城犹如“一篇粗杂的草稿”,根本显示不出国都应有的风貌。大概国民党达官贵人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内战的赌台上去了,谁也没有心思来为这座著名的古城整容。停战期限只有三天了,沫若急匆匆与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等人晤了面,了解到近日来他们的活动情况和谈判的经过,知道国共双方至今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征象,真是“事急时危”。国民党依然死命坚持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并在整军方案中无理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路交通线,对此,中共当然没有考虑的余地。沫若拜会政府代表邵力子,先就所谓“仲裁权”问题试探道:“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踟蹰啦。”邵力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沫若心中在暗暗思忖,马歇尔并不姓“马”,他的一言一行还不都是为杜鲁门政府着想。又谈到整军方案问题,沫若直率地说:“我觉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象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邵力子未曾表态,只是淡然一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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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南京印象·三拜码头》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三月底沫若生平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率代表团赴巴黎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他表示将尽全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的声音。他们转道莫斯科、布拉格,获悉法国政府限制我国代表团入境,经交涉无效,只得留在布拉格。好在四月二十日,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开幕,沫若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布拉格会议,与约里奥—居里(1900—1958)、阿拉贡(1897—1982)、法捷耶夫(1901—1956)等人同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二十三日下午,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从布拉格会场同时向巴黎会场播送,介绍我国人民为保卫和平、反对煽动新的世界大战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业绩,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恰好这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消息传到巴黎和布拉格会场,顿时一片沸腾,春雷般的欢呼声、暴风雨似的鼓掌声久久不能平息。坐在主席台上的郭沫若更是激动万分,泪如泉涌,他一方面接受各国朋友的祝贺、拥抱,一方面和大家一起不断高呼:“中国万岁!”晚上,在中国代表团住地,室外是数以千计的外国朋友在欢呼“中国!中国!”,室内则是郭沫若与刘宁一、马寅初、徐悲鸿、程砚秋、钱三强等代表团成员在畅谈祖国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夜深了,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沫若含着眼泪说:“党中央的决策多么英明啊!没想到就在今天把红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真叫国际上震惊,使我们中国人民扬眉吐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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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三强:《忆我尊敬的长者——郭老》,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在临近五一节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重温“五一口号”的故事……

  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破坏和平愈益厉害,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十一月间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在公布的代表名单中,沫若看到也列有自己的名字,即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社会贤达参加“国大”是完全违背了政协程序的,因而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非法召开的伪国大。他还劝阻张君劢赴会,而对社会党领袖张东荪等人决定不参加“国大”表示钦佩,同时指责民社党某些人不听劝阻而甘心“落水”的无耻行径。当时民盟领袖罗隆基、章伯钧等人都聚集在南京,代表第三方面力量参与国共和谈,上海的民主人士们对他们会不会参加伪国大正议论纷纷,诸多揣测。沫若当然也很关心,他却采取了一个十分特别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罗隆基等人的希望:他托人带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以及他写的全部历史剧,作为礼物送给罗隆基,并请代为问候。罗隆基见了来人来物,暗自思忖:“郭沫若不迟不早,突然在这时候派人带十几本书到南京来赠我,这是什么意思?噢,我明白了,这是叫我不要一着错,满盘‘输’的意思吧?”他不待来客言明来意,就说:“请你回去告诉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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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隆墓:《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五一口号”的发布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建设的重大影响深远至今,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在我国统一战线史上、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多党合作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五月初到六月初,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杭州、武汉、九江、西安、南昌、上海和青岛先后解放。革命形势逼人,各条战线都应当急起直追,作为文坛老将的郭沫若有感于此,特撰短论《向军事战线看齐!》,号召“拿笔的军队,必须向拿枪的军队看齐”,以争取文化战线上的伟大胜利。随即与茅盾、周扬等人着手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同时着手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新中国文化、科学、艺术的美好发展前景。
  “让群众大革命的暴风雨吹得更猛烈吧,让我们的敌人去发抖吧!”这是七月一日晚上,沫若在先农坛公共体育场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冒着狂风暴雨发表演说。①当时各路文化大军已经会师北平。次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了,作为大会总主席的郭沫若,既致开幕词,又作总报告。他高度评价文化战线上这支有力的野战军,过去一直被反动政权分割着,现在终于紧紧团结起来了,今后当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运动的总指标”。他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是: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创造富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艺术的残余势力,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先进经验。会议期间,他与全体代表一起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并代表大家说:“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②在这次文代会上,沫若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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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林毅:《忆郭老二三事》,1978年6月27日香港《大公报》。
  ②见1949年7月7日《人民日报》。

1948年春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同中共携手奋斗的坚定立场上来,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陈嘉庚和沈钧儒的主张,无疑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三十五人从沈阳乘火车赴北平。眼看祖国经历了解放战争炮火的洗礼,人民翻身享受到民主自由,一路上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车抵北平东站,他热情喷涌,心儿几乎跳出了胸膛,不知不觉口占五绝一首: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
  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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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1949年3月1日《人民日报》。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但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就公然撕毁协议,出动了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等为“非法团体”,强令其解散。民主党派期望国民党实行民主的幻想彻底破灭。

  奇怪的是,刚到上海不久,外间就在传说郭沫若即将东渡日本。不知是什么人在放风,沫若觉得十分诧异,他对《文汇报》记者说,这种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此番来上海,要做的事很多,跑到日本去干什么。实际上自从踏上春申江畔,一个多月来沫若连歇脚的工夫都没有,别的且不说,单是社会活动就够他应付:参加著名记者杨潮(羊枣)追悼会并担任主祭,参加改良平剧座谈会,往上海百货业工会演讲,参加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去圣约翰大学文艺欣赏会演讲,出席诗人节文艺欣赏会,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为柳亚子补庆六十寿辰,应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之邀往育才公学讲《科学与文艺》,出席“尊师劝募”联欢大会,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如此等等,忙得他就象走马灯似的。尽管他对过去的上海、目前的上海均无好感,尤其从六月一日开始,国民党宣布对这座城市实行“警管制”,即市民随时随地要受警员、警官老爷们的管制,这显然是法西斯症的一种表征,特别令人厌恶。然而这里是党组织需要自己参与开辟的战斗阵地,怎么可以擅离职守呢?
  眼看蒋介石点燃的内战烽火越烧越旺,沫若时刻关注着国共双方的动向。当他获悉来犯的国民党十万官兵反被我们部队包围起来的消息时,高兴得逢人便讲。一天,他和冯乃超去访于伶,大谈时事,越谈越兴奋,当场吟得七律一首题赠于伶,对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充满信心:“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到南”,“莫谓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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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关起门来召开的南京伪国大闭幕,长衫马褂总统(蒋介石)和军装副总统(李宗仁)在众叛亲离的衰败气氛中,形象滑稽地“宣誓”就职。

  令沫若高兴的是,这次有机会得以与周恩来重聚。他三番两次去梅园新村周公馆,发觉仅仅两个月不见的恩来,竟比在重庆瘦多了,脸色也显得苍白,一头长发,满面胡茬,却仍神采奕奕。恩来实在太忙了,党的嘱托,人民的期望,责任如此重大,境遇却极艰难。与国民党谈判往往白耗精力,然而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得努力争取。他把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整军方案原件,以及自己代表中共草拟的对案都给沫若看了,两案相隔太远,沫若明显地感到双方不会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事关千百万生灵的死活,恩来忙得十万火急。这时蒋介石又故作姿态,宣布应马歇尔“请求”休战延期八天。
  谈判既无诚意,休战延期又有何用?二十三日晚,恩来突然派人来中央饭店接沫若去梅园新村,说是赴京请愿要求长期停战的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沫若惊诧不已:“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当夜,他和恩来即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帮助其他代表安排好住处,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才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由六月二十三日追溯到二月十日,又由二月十日回复到六月二十三日,短短四个多月,“较场口血案”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轮番重演过,今后会不会再有“较场口”?他不愿再想下去,他感到胸口堵得难受,他要骂天、骂地、骂那“较场口”的总导演……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地步,听说国民党特务还扬言要捣毁梅园新村和蓝家庄。和谈完全成了烟幕,再调解下去也是徒然,沫若便于六月二十六日返沪。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乘坐的沪宁列车向南方奔驰时,国民党军队正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原解放区,蒋介石终于发出了全面内战的信号。
  内战与独裁原是蒋介石的一对孪生子,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谁就要受到他的打击和迫害。一九四六年七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沫若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进一步戕害民主战士的一个新开端。他早已象李、闻那样,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为战友们的惨遭杀戮而悲愤不已。回想赴苏访问前在昆明逗留之际与闻一多短暂的会面,为他们这对一直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而长期未谋一面的文友创造了一次仅有的相晤机会,这可算是最大的安慰了;至于李公朴,前不久还在重庆较场口并肩战斗、共同受难,如今已为民主事业彻底献身,先自己而去成了古人,这怎能不令人黯然。沫若愤怒谴责反动派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并与聚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多次商讨筹备追悼会。然而在专制暴政下,连开这样的追悼会都没有自由,几经磋商,有关当局方才同意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及无党无派三方面人士组成大会主席团,演讲亦是三方各推一人。追悼大会迟至十月四日上午在天蟾舞台举行,大清早即有许多手持“入门证”的“短衣客”入场抢座,他们吃瓜子、说笑话、与女人打情骂俏,弄得会场污烟瘴气。正式开会后,这些人却在打盹,当吴国桢市长致词时,他们时而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左右“可以鼓掌否”。沫若见状哭笑不得,他与邓颖超、李济深、沈钧儒、史良、罗隆基等人不断摇头。轮到沫若演讲了,由于会前三方订有互不攻击的“君子协定”,所以这次事先拟好讲稿,并约束悲痛的感情,说:“李闻两先生的肉体虽已毁灭了,但他们都替中国历史添上了光辉。两先生的死是时代悲剧诞生的信号。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是公正与自私的斗争,这是人民要做主人与做奴隶的斗争!……”他想到吴国桢刚才曾说什么“上海已经奠定了民主与自由的基础”,“必须要用守法的精神去争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地增添了两句即兴发言:“杀人者终是杀人者,假的也终是假的!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①两天后,他又与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千余人,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和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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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6年10月5日《文汇报》。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补充说明。信中说:

  华中轮冉冉前行,真正获得解放的郭沫若,与同行者马叙伦、翦伯赞等三十余人“倍觉一身轻”,每日饮酒赋诗,谈笑博奕。船上有收音机,可以及时收听新华社电讯。他们还编了《波浪壁报》,以俾传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华中轮抵达最终停泊处丹东(今安东)石城岛,沫若等即登陆。回顾三十五年前赴日留学曾路过丹东,弹指之间人已老,旧迹渺难寻。他们结伴往丹东西郊五龙背温泉入浴。此泉当年为日本人所经营,专供有产者佚乐,今日已成荣誉战士疗养圣地。想不到现在自己亦有幸叨光,真是一大乐事。沫若浑身浸在舒适的泉水中,白茫茫的蒸气诱发了他的诗兴:“翼翼五龙背,溶溶涌沸泉……”
  十二月六日,沫若一行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住在铁路宾馆内,受着优裕的招待,心里感到很惭愧。他们到处参观访问,不久即与当地人民共庆一九四九年元旦,只见东北人民用血汗赢得的这块土地上,一派崭新气象,沫若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他畅叙了来到东北解放区的喜悦心情,放声朗诵“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并表示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决心为实现人民的公意,争取真正的和平”,在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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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9年2月1日《东北日报》。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

四十六

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

  九月已经到了最后两天,这两天呵,牵动着亿万人的情思,两天后的开国大典,将在人类历史上写下壮丽的一页;这两天呵,沫若好象成了一名助产士,他在全心全意协助党和毛主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一切准备。二十九日,他往颐年堂毛主席住所,与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八人讨论、修改毛主席自拟的就职公告稿。三十日,他出席政协闭幕会,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从此进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等待他的是更加繁重而艰巨的工作。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当天下午,沫若即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在国民大会堂会议室设茶会,邀请政府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和陈立夫,就国共和战问题进行调解。这时离开二十二日正午休战满期只有四十八小时了,《中央日报》今天的社论标题就是《四十八小时》,吴铁城的发言同他们的社论操着一个调子,完全是在恫吓、威胁中共,似乎再不接受他们的条件,马上就又要发动进攻,甚至还要请美国来帮他们打。沫若感到对方没有一点诚意,不过这原是预料中的事,本来他就没抱多大希望。可是想到此时此刻,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和谈成功的好消息,他不免又有些惘然、怆然。散会后,一群记者围上来,向邵力子探听“好消息”,没想到他却指着郭沫若说:“他有,他有……”沫若能有什么“好消息”呢?原来上午往蓝家庄晤民盟诸领袖,途中乘便赴鸡鸣寺小游,在观音阁戏为和平前途求签,得签文曰:“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签文竟如此切合时事,真有趣极了,沫若归示诸友好,均奇签语之妙。记者们听了哈哈大笑,他们正愁无法直接报道和谈进展的情况,幸好有了这么一个材料,于是第二天沪宁一带的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为和平着急郭沫若求签》①之类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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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6年6月21日《文汇报》。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火花血涛迎五月,四方喁望盼天明,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沫若觉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快要到达结晶的阶段了,他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人一方面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坚决拥护这一伟大号召,确认当前筹备新政协会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另一方面又致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说,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①没想到因交通阻隔,迟至八月初毛泽东才接到电报,即复电沫若等人,希望共同研讨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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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5月6日《华商报》。
  ②见1948年8月5日《华商报》。

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相互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根本性、历史性转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界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

四十七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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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十载一来复”》,1948年2月14日《野草文丛》第8集《春日》。

1月2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沈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什么才是今天真正人民的文艺?沫若早已从解放区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中得到解答。在上海期间,他就读过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读过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读过贺敬之等人的歌剧《白毛女》,看到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它们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情怀完全洗刷干净,显示出从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新气象。他要把这种崭新的文艺推荐给国统区和港澳的广大读者。因而当他获悉《小二黑结婚》已被改编成剧本,将由南方学院文艺系学生登台演出时,他连连夸奖:“好,这很好!用艺术的形式介绍新世界的生活,让旧世界开开眼界,很有意义。”随即高高兴兴地为他们题写了《〈小二黑结婚〉演出手册》,并在看了他们的彩排之后,还题词向广大观众作介绍,说:
  时代的进展是惊人的,胡适摹仿易卜生而试作的
  《终身大事》,到现在还不过廿几年,但已经象有二百几十年那样。那种个人主义的儿戏老早走下了舞台,现在是集体力量反封建的时代了。我前二年读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有了这种感觉,虽然同在处理婚姻问题,而且也同在反封建,但两个时代是怎样相隔得天边呀!现在《小二黑结婚》由王逸先生改编为剧本,并将用粤语在香港演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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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8年11月4日《华商报·茶亭》。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

  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
  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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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

毛泽东将修改好的“五一口号”首先征询了在城南庄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之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征求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建立新中国大厦的伟大工程需要作多方面的准备,从此沫若即着手积极参与。他出席军管会讨论接收故宫的会议;他阐述文物保管使用原则,痛斥国民党盗运国宝;他参加商讨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筹委会主任;他与各人民团体代表协商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问题,被推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不久又被确定为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筹委会主席团副主席。劳其筋骨的时候到了,他比在重庆、上海、香港任何一个地方都忙碌,然而绝不是当“花瓶”,而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战斗在各个场合,因而越是忙越觉得生活充实。三月十五日,北平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十里长街红旗烂漫,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准备迎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人飞抵这未来的京都。下午三时,沫若与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同坐三号小汽车,随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前往西苑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一个个风尘仆仆又神彩飞扬,沫若奔过去与他们热烈握手。毛泽东穿着翻领军大衣,细细打量了一下郭沫若,说他瘦了,但精神却特别好。沫若微笑着,深情的目光传达了他心中的千百句话语。不一会,沫若等人随同毛泽东阅兵,绕场一周,只见全副武装的十万大军队列齐整,岿然挺立如长城,迫击炮、小钢炮等各种重武器昂首向云天,好不威武雄壮。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在郊外设宴招待知名人士,沫若与黄炎培等二十余人应邀到席。餐罢谈和战问题,大家聆听毛主席的意见: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决不停战,亦决不轻易渡江。①沫若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自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了北平,沫若庆幸今后能直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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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黄炎培日记摘录》第189页,中华书局1979年1月版。

最早提到“五一口号”的,是廖承志的一封“催问”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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