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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坚上校曾点名要哪十位开国中将学打仗,刘

作者: 现代文学  发布:2019-11-05

  第一节几番心血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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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军事学院成立的那一天起,刘伯承就始终如一的教育全院干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安心院校卫作;勉励全体教员当一名辛勤的“园侗,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发精神,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

资料图:1947年,刘伯承在为指战员作报告。

  他自己在这方面,正堪称全院的楷模。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相继设立了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基本系、情报系、海军系、空军系。而设立培养高级将领的战役系,更是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关注的大事。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时,战役系52名学员都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出现了军事学院战役系“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将军系’”的盛况。

  每天,当东方泛白,晨曦微露的时候,他就起床了。先到阳台上做一套广播体操,活动一下身体,接着就到书房里看书,或打开录音机,大声朋读俄语。由于他学习俄语较晚,再加上受四川语音的限制,口语会话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陈毅看到他学习俄语这样用心,就送给他一台钢丝录音机。他把苏联顾问请来,给他朗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章节,用录音机录下来。每天早晨,他就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读,纠正自己的发音,提高口语会话能力。

“将军系”名符其实

  两个小时之后,他来到楼后的小树林中散散步,接着漱口、洗脸、吃早饭,然后坐车到学院,开始一上午的紧张工作。中午,第二十二章三更灯火五更鸡他只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又继续工作。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具体介绍了军事学院举办战役系的设想,计划招收学员30到60人,主要学习政治、战略、战役、我军战史和苏军战史等内容,培养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人才。发言中,他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萧克、萧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他还呼吁说:“希望年壮的将领有机会来和我们一道学习。我虽年纪大一点,但仍愿意同诸位年壮的同志一起学习。”这年7月,刘伯承和学院领导陈伯钧、钟期光等又联名向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学院党委曾向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提出,在军队改装备、各级学校成立之后,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第一期学员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至40名兵团及其以上高级将领。”

  晚上,回到住所北极阁,他仍旧一个人静悄悄地在书房里度过,手不释卷地读书,一丝不苟地编写、修改教材,经常工作到夜阑人静、万籁俱寂。

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从全军各大单位选调52名高级干部进入战役系学习。能够进入战役系学习的,都是人民军队大名鼎鼎的精英,他们包括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刘震、李天佑、张震、杜义德、吴克华、张祖谅、陈先瑞、秦基伟、曾思玉、廖汉生等人。

  一次,他书房里的一根电灯线不知怎么烧着了,哧哧地冒着烟,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警卫员赶紧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

提着马扎,背着图囊

  他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上,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事业上。

战役系学员的年龄,多在40至50岁之间,都是军职以上干部,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有着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素质,也善于独立思考,不少人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不足之处,是文化水平还比较低,缺乏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对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知之不多。张震曾回忆说:“就我自己而言,以前从未系统学习过。连年征战,很少能坐下来认真读书。1937年到抗大学习,也仅是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年逾不惑之际,能暂时离开繁重的工作岗位,专门拿出3年的时间系统学习军事理论,特别是有周密的教学计划,有优秀的教员教授,机会十分难得。因此,对这次学习,我倍加珍惜。”

  他学而不厌,勤读不辍,用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

对战役系学员,军事学院在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由于他们的学习时间比较长,学员的职务比较高,年龄也相对大一些,因此允许学员带家属,均安排住在南京宁海路一带,每家一幢房子。学员驻地离院部较远,所以学院干脆就在宁海路附近找了一幢房子,即解放前国民党为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随员准备的办公用房,作为学员的课堂。后来,还盖了一间简易大教室。

  他一如往昔,对《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吴子兵法》、《李卫公问对》等古代兵书,对《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作品,十分喜爱,常读常新。对《孙子兵法》更是特别珍爱,几个版本都有,里面的许多章节,越背越熟,而涉及谋算和筹划的《计篇》、《谋攻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等,理解得尤为深刻,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古代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家,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

学院对学员在思想上、学习上的要求,却是相当严格的。刘伯承曾多次强调:“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在照顾学员很快安好家后,他就按照打仗的要求来严格规范学员的行动。有一件事,给张震留下的印象很深,并被写入了他的回忆录。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刘院长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此后,学员就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

  他也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业迹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战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外国的战争经验;认真阅读苏沃洛夫的《致胜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的军事著作,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为了提高语言水平,他还读鲁迅的杂文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战役系第一年为预科,总训练时间为1200小时,其中1000小时用于补习文化(共设4门,即语文、数学、理化常识和地理),目的在于“提高学员文化水平,为升入正科,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与政治理论打开门径”。这也是刘伯承的一贯思想,他多次强调:高级将领的文化学习特别重要。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治、经济上带头翻身,而文化上不接着翻身,那就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来保卫国防,就是非常不完全的。

  他刻苦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争经验,尤其是苏德战争后期,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从1944年1月起在一年内接连发动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维堡和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东喀尔巴阡、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战役,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等10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宝贵经验。即所谓的“十次打击”。

当时规定,不需补习文化者,可以不参加预科学习。所以,战役系第一年只有30多人入学。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刘院长主张因人施教,把学员分别编为甲、乙、丙3个学习组:甲组入学时为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乙组为初中一二年级的语文、小学五六年级的数学,丙组为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和三四年级的数学。甲组层次较高,要求结业时能够达到高中三年级语文和高中一年级数学的水平。

  读书之外,一般的娱乐活动他是不参加的。但是,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他却很喜欢看。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放映苏联电影《伟大的转折》。这个电影在当时已经放过多次了。秘书劝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他坚持去看,而且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回来后还对秘书说:”这个电影好得很嘞!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

牢记自己现在是学员

  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国际书店转转,看看有没有外国最新出版的军事书籍。中共中央警卫处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让他去。他据理力争,说:“小平同志能去,陈老总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1955年9月1日,战役系学员全部转入两年的正科学习。学员重新编为4个学习组。第一组组长陈锡联,第二组组长廖汉生,第三组组长谭希林,第四组组长是张震。班主任由杨得志兼任。后来,院部又派孙继先为副主任。他俩既是领导,又是学员。另外,还有专职协理员桑子祯。

  他还托驻印度大使彭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找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刘伯承亲自抓训练计划的制订,他要求学员在深入研究苏联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基础上,深入研讨战役法,研究战役中各兵种的使用问题。所设课程,是紧紧围绕“以培养成熟的战役指挥员为目的”来安排。政治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军事课,有军兵种知识和集团军、方面军战役理论等,内容十分丰富,科目种类不少。

  在刘伯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爱书如命。一看到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就主动给他买回来。一次秘书在外文书摊上看到一本介绍苏沃洛夫生平的小册子,马上买回来交给了他。他拿到手高兴极了,连连称赞秘书有眼光,说这本书买得好。他一口气就把这本小册子读完了。是时,正值苏沃洛夫逝世152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军队的统帅,他把苏沃洛夫关于士兵修养、品格、学习、训练、纪律等十项著名军事法则译成中文,用毛笔端端正正誊抄一遍,刊载在《军学生活》报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教员们的讲授,学员们感觉收获很大。对此,张震有切身体会:“自己觉得以往的一些零碎的经验更加系统了,过去尚不熟悉的东西得到了补充。比如,我们过去打仗,主要靠步兵和一定数量的炮兵,在战役指挥上多是研究步炮协同问题,到了解放战争,我们才从敌人手里缴获了少量的坦克、装甲车,并着手组建海、空军。因此,对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经验比较缺乏,理论上也不够系统。这次,我们不仅学习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运用,还学习了航空兵等军种的运用。特别是着眼现代战争的需要,研究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攻防战役及其组织指挥,研究陆海空三军合同作战,以及研究如何防原子、防化学武器的袭击等。许多都是新东西,所以学起来感到很新鲜,也很有收获。”

  对于教学,他更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本来作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又是军事学院的一把手,而且年大体残,工作上只须原则指导就可以了,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上级速成系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这一课,是系统研究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准备与实施问题,亦即战役法理论问题。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领率机关参谋人员的必修课,也是军事学院教学中的“重头戏”。起初,学院训练部委托苏联顾问草拟了一个讲课提纲。他看后感到没有反映出战役法理论的实质,尤其没有体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便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提纲。是时,南京己是暑气逼人的夏初了。

对于战役系学员来讲,如何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尊师重道,处理好学员与教员的关系,也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问题。教员们的军衔,大大低于这些学员。按照内务条令,军衔低的军官见到军衔高的要主动敬礼。而按学院规定,应是学员先给教员敬礼。这就产生了“矛盾”,究竟如何处理?针对这一情况,系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提出要按照刘伯承倡导的“尊师重道”的要求,放下将军的架子,牢记自己现在是学员,不是首长。面对教员,不管其是校官还是尉官,都是学员的老师。每次上课,值班员都要向教员敬礼、报告。

  他夜以继日、汗流浃背地伏案工作,钻研毛泽东的军事论著,查阅苏联红军战役法资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从中阐发自己的观点。经过18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他编写出3.7万多字的讲课提纲,然后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反复修改。第一遍用墨笔改,第二遍蘸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定稿。讲稿上面红字夹蓝字,蓝字套黑字,红、蓝、黑相间,密密麻麻一大片,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1957年6月下旬,战役系进行了毕业考试,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考试及格,准予毕业。战役系的学习,对将军学员们影响深远,张震回忆说:“军事学院的学习,是个加油站,也是个新起点,为尔后的工作,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础。”人民政协报

  讲课那一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听课的除了高、上级速成系的学员和全体教员之外,还有中央军委高干集训班的28名高级干部,以及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他们将敬聆这位大军事家的讲授。

  刘伯承从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作用讲起,讲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战役规模、战役准备,所采用的各种机动样式、战役布势及梯次配备的纵深,战役实施进程中的炮火保障、坦克兵装甲兵的运用、快速兵团进入突破口的原则和在战役纵深内的动作,以及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工程保障、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他整整讲了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举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描绘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战争图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进攻战役的理论概则和许多学术问题。

  这一课在军事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军事理论界也引起了震动。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员们普遍反映,听了老院长的课,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教员们都衷心佩服老院长理论水平高,学术造诣深,表达能力强。一个教员向刘伯承请教讲课的诀窍。

  刘伯承笑了笑,风趣他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有很高的威望。学员们称呼他是“功高德劭的老院长”,教员们赞誉他是”最高学府的学术权威”。但是,刘伯承自己从来不这样看,他经常对学员们说:“我是个老兵,海、空军我不懂,许多军事理论我不行。我号召你们学习,我也要带头学习。”

  一天,他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着:刘伯承同志:兹寄上苏联大百科全书‘刘伯承’小传稿一件,请你详细补充和修正其中所叙事实??他打开稿件,看到开头几行字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微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5个字中的最后两个字勾掉,添上了一个“人”字。

  秘书站在旁边,一边看他改一边读:“革命军事家——革命军人”。觉得这样写不合适,忍不住表示意见,说:“你这样改不行,人民解放军每个成员都是革命军人。人家这是写你!”

  他抬起头来,看着秘书,很严肃地说:“我又怎么样?我也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接着,他又对稿件做了几处事实上的更正,让秘书誊写清楚,寄给了中央宣传部。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刘伯承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大礼堂前散步。这时,学院俱乐部的几个干事正在布置会场,张贴标语。其中有一条标语上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是刘伯承在5月5日学习节为《军学生活》报出版两周年的题词。他马上对这几个人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不行,快把它换掉!”

  这位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时刻把自己置身于革命军人的行列之中。

  第二节大连休假

  自1952年以来,由于过度劳累,刘伯承常感身体不适。他右眼早已致残,看书写字全靠视力微弱的左眼。时间一长,就头昏脑胀,夜不能寐。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其他旧创也不时发作,使得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后,卫生部门几次劝刘伯承外出疗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一拖再拖。1953年春,为了迎接全军正规训练的热潮,他又领导军事学院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的教育运动,主持召开了教、学员代表会与座谈会,研究改进教授法与学习法,并组织审查修改了66种教材。就这样,一直到这一年夏天,学员们开始放暑假的时候,他才决定去大连休假。

  8月的一个早晨,刘伯承来到下关轮渡码头,与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这时,人们突然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室主任,另一个是学术编辑部的编辑。

  “院长休假,带他俩去干什么呢!”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

  刘伯承看到大家的这种神情,开口笑了,风趣地说:“他俩是跟我要帐的。等到了大连,我还他们的帐。”

  原来,刘伯承很早就想抽出一段空暇时间,把军训部交给他审定的《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校译一遍。这本条令,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概则,在当时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用。于是,他决定利用这次假期,带这两个助手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刘伯承等人乘渡船到达浦口车站,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在车厢里,刘伯承向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交待说:“这本条令我搞过好几遍了,但总是不大放心,因为它是全院最基本的教材。这次,我们把它从头到尾认真校译一遍,要从翻译角度上,从军事学术、军事术语和文字表达上,一字一句仔细推敲,做到内容准确、文字清通。这样,才能使学的人容易接受下来,教的人也可避免以讹传讹,贻患于后。我们争取一个月左右搞好,再向中央军委写个报告,请示正式颁布使用。”

  车到大连,刘伯承住进老虎滩疗养院。说是疗养,其实只是换了个工作场所。每天清晨,他到海滩上散一会步,吃过早饭就投人工作。他把俄文版的条令反复阅读,然后与译稿对照比较,检查泽得准确与否。发现有矛盾、有出入的地方,就和两个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达才准确恰当。

  刘伯承作风民主,学术上更是善于取长补短。他积极鼓励两个助手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敢于争论问题,而不要有任何顾虑。他们说对了,他会豁达地哈哈大笑,说:”你们说得对,我钻牛角尖,钻进去出不来,被你们一句话点破了。”他们说错了,他也从不责怪,总是笑着说:“恐怕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再想想看。”遇到疑难之处,他和他们反复推敲。有时他还讲些历史典故和战例,启发他们思索,寻求一致满意的正确答案。如果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准,他就把问题“挂起来”,让他们各自准备材料,找出根据,次日再讨论。有时夜深了,他还披衣起来,到两个助手的房间,和他们继续探讨白天争而未决的问题。

  刘伯承治学态度严谨,钻研问题细致入微。他对每一个军事术语的译法,都反复思索,仔细推敲。既考虑到它的准确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更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军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千钧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理论,一篇好的翻译文章应该做到三个字:“信、达、雅”。但是,对这三个字,他融进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讲究修辞,讲究语法;“雅”就是文字隽永,行文似流水。他还把做翻译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两国文字“结婚”的工作。两国文字“结婚”,应该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儿”,不应该生出一个“丑八怪”来。他与两个助手在讨论条令中关于陆军与海军舰队的协同动作时,对“以火力协助陆军濒海翼侧的部队”中的“濒海”一词,就是把它与“滨海”、“临海”、“沿海”、“近海”等几个词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才确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冲锋”改成“冲击”,也是在这次校译中定下来的。

  日复一日,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时间一久,他仅存的一只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为了指导学员学好这本条令,他还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中文译本说明”,在总结军事学院教学和吸取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重点地阐述了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如何重视集中统一,组织诸兵种协同动作;如何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指针,从中学习关于军队建设和军队指挥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刘伯承对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照顾得十分周到,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饭。天气凉了,还给他们送去毛衣。

  偶有余暇,刘伯承也陪两位助手游览大连的公园和名胜。在旅顺口的高岗上,他遥望要塞四周,见这里地势险要,设施完备,进出港湾的海上通道细如咽喉。他手指着旅顺要塞,向随行者问道:“你们看过《旅顺口》①这部小说吗?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战役战术特点。”接着,他根据小说的内容,对照现地讲起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情况。

  夏去秋来。刘伯承写完“中文译本说明”之后,又拟定了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请示出版此书的报告,还题写了书名——《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了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等具体事宜。最后,要求两个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并嘱咐说:“这本条令是军训部组织译出来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军事训练部译稿’,然后再赢军事学院校译出版’。”

  9月底,在大连度假的刘伯承完成了他预定的20多万字的译稿。他感到“还了帐”。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轻松和无比的愉快,身体似乎也比过去好多了。走在松软的海滨沙滩上,步履也显得格外轻捷有力。大海是多么宽阔,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如释重负的刘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欢娱。

  第三节在全军高于会议上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①《旅顺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国军队反复争夺中国旅顺口的一部小说。

  主的训练。这一年,为配合全军正规训练,军事学院实施了十几次军事演习。

  演习之多,甚至在一个月内就接连实施过三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陆军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师防御及转入进攻战斗的炮火保障与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师进攻战斗后方组织与物资保障示范演习”,“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军指挥所示范演习”等等。

  对演习工作,刘伯承一向抓得很紧。从第一次临淮关演习起,每次重大演习他都亲自主持制订实施方案,亲临现场指导作业。他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知识,以教会学员这种训练军队的方法,应为军事学院今后采用的训练方式,进而求得在全军中开展。”

  这些演习,中央军委组织了各军区、各院校的干部近万人参观见学,对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1月24日,在结束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后,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为总结全国解放后军事工作的经验,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加强部队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而召开的。

  12月7日会议正式开幕。由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

  在会议的发言中,刘伯承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军事学院创建三年来的工作。他指出,三年来,在训练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报告中央军委讨论解决:一是学制要正规。三年来,各个系学制不统一,学员入学、毕业时间不一致,造成了学院工作的混乱状态。今后要把学制确定下来,速成系两年,预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预科1年,正科3年。学员入学和毕业均应在寒、暑假进行。

  二是入学审查和毕业考试要严格。要挑选政治、文化、身体等方面合格而有培养前途者入学,不能把犯了错误或文化水平低、年龄大、身体差的干部塞进学院。学习期满,速成系要进行学院考试,完成系要进行国家考试。

  考试合格者,毕业后要尽量分配作教育训练工作,发挥种子作用。不能让他们担任公路局长、体育大队长、人民检查署长等职,或长期住招待所闲置不用。

  三是增强学院与部队的联系。中央军委各相关部、各军兵种要加强对学院的指导和支援,要建立经常的联系,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领导干部到学院讲课、作报告,以增强训练效果。还要适当提高教员的级别、待遇,使学员、教员与部队干部一致起来,从而鼓励教员钻研学术,热爱教育工作。

  四是增设战役系,培养训练全军高级干部;增设研究生院,从完成系中选拔若干品学兼优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经考试授予学衔学位。

  刘伯承还提出,三年来每次举行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都要临时抽调部队,调拨器材,来往电报不胜其烦。学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组织训练指导作业。而担任演习任务的部队,既要完成演习任务,又要完成原来担负的工作任务,无形之中加重了学院与部队的许多负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调一个现代化装备的建制师,长期驻在南京附近,专供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演习之用,并建立一个专门制造演习使用的弹药和器材的工厂。

  刘伯承把上述问题,整理成“关于学院三年来训练干部的概况和向军委高干会议的建议”的文字材料,作为1953年11、12两月向中央军委的综合工作报告和向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秘书处。

  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这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军事学院成立以来,他仍然坚持执行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一次“两月工作综合报告”,从未间断。

  这些报告绝大多数都是刘伯承自己动手写的。他不愿意让工作人员代笔,只让他们提供情况、问题和典型事例。特别情况下由别人起草时,他也要提出详细提纲,写好后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时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无几。

  如果有哪一次报告没有按时送上,刘伯承都严肃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给中央军委所作的3、4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后面就写着:“因为忙于自己准备战役法教材上课,脑眼又病,所以这个报告迟误到现在才作出来,谨此申明。”如果一段时间他因病或因其他情况没有直接领导军事学院工作,他就委托主持工作的陈伯钧教育长或钟期光主任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在报告后面注明刘伯承(病假)、陈伯钧或钟期光(代行)。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他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行,但在组织上我是服从的。”

  有一个时期,刘伯承听到有人反映,说军事学院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不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几总部的指示。这个反映虽然未必属实,但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更加严格地教育部属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对上级领导机关讲价钱、推客观、请求额外照顾。

  当时,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领导机关经常派工作组到军事学院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刘伯承每次都指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如实汇报情况,主动配合他们搞好工作。他还亲自向工作组汇报,征求对学院、对他本人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工作组的成员感到很不好意思。刘伯承笑着说:“有啥子话就说嘛!你们是代表上级领导机关的,站得高,看得远,掌握着全局,要把意见留下来,不要带走嘛!”

  军事学院的重大工作,诸如训练大纲、教学计划、开办各军兵种学员系、开展各项运动等等,刘伯承都事先向中央军委请示,事后向中央军委报告。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全军高干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题目是《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同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这篇发言的内容分五个方面:(一)关于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

  他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在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下,地方主要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军队主要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只有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才有物质基础;也只有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化才有保障。忽视任何一面,都是不可容许的。

  (二)在国防现代化中加强党的统一集中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

  他强调,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任何人不管是有意地无意地离开了党的领导,伤害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党的团结.将来就会造成历史上不可容许的罪恶。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思想领导,群众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才能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目标。国防建设中有三大问题——兵员问题、军械军需问题、干部问题,都必须在党统一集中领导之下军队与地方合作。将来实行义务兵役,也需要在中共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之下,从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到盛市、县的民政部门与军队密切配合,才能实行得好。

  (三)现代化国防军在统一集中指挥协同动作下的组织与训练问题。

  他指出:现代化国防军,人数众多、装备复杂,必须统一意志、协同动作,这部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发挥功能。根据中央军委拟定的全军干部训练制度草案,他强调,训练就是教战,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备战工作。训练有军队训练,有干部训练,而干部训练尤为重要。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类各级干部学校,包括培养指挥干部、技术干部、政治干部、行政干部的学校,而且各自又应分为初、中、高不同的层次,形成一个院校网,使全军干部训练全面开展起来。

  (四)国防现代化与培养高级将领的重要性。

  他提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领导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中都是如此。我们党在组织上、训练上培养高级将领干部太重要了。为此,他提出军事学院准备开办战役系的打算,并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肖克、肖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

  (五)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

  刘伯承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的意义,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大关键,还是要在实践之中。此时只能教以主观与客观符合的思想方法。”这个观点,就是刘伯承一再强调的: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时,着重点应有所不同,学员入学时鼓励学进去,反对经验主义;学员毕业时提倡去实践,克服教条主义。首先是学进去,尔后是扯出来。

  这个“见解”,是刘伯承对于国防现代化所作的全面、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发言。发言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他想得深、看得远,所提建议是完全可行的。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争论不休与混淆不清的问题,画出了一个解决的轮廓。

  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致了闭幕词,彭德怀作了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之后,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和全军的训练工作一样,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第四节组织国家考试

  全军高干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是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实施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期间,刘伯承和陈毅、贺龙,都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原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房子里。他们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白天一起出席会议,晚上经常交谈到深夜。

  在进入大会发言时,由于发言的人很多,大会秘书处要求发言要简短,最好能在10分钟之内讲完。为此,秘书先后给刘伯承准备了两个稿子。但是,他都没有采用。在事关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自己动笔写发言稿,表示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写好后,他让秘书拿给他的老战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提意见,帮助修改。然后,让秘书看着表,他照着稿子念了好几遍,琢磨着在10分钟之内讲完用什么速度合适。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恪守校规的小学生那样认真严肃、一丝不苟。

  2月8日,刘伯承在全会上发言。他首先指出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是妨碍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源。接着,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个人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又是从熊克武旧军队那里出来的。后来在入党时我的誓词是‘绝对服从党’。此后即经常自勉: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并以身作则,教育所带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我个人向党保证,愿在自己的工作中确实遵守党的决议,并为党的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和做必要的工作。”

  2月14日,刘伯承回到南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军事学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宗旨就是“把党中央提出的总路线、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全军高干会议决议贯彻到训练工作中,完成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

  当时,在学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和狭隘经验主义。军事学院党委曾经在精简整编、三反、整党、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教育等运动中多次进行整顿。

  党代会期间,刘伯承又花了很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他给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四系学员,给全院党员干部,给全体教职员工,作了一次又一次报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团结的决议。同时,严肃指出骄傲自满如不克服而任其发展的严重危害:从骄傲开始到“骄隋”,学习、工作赖得去干,甘当思想懒汉;其次到”骄奢”,贪污腐化,忘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忘记了油、盐、柴、米的价钱;再次到“骄横”,个人居于党之上,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成是“独立王国”,最后走上反对党、分裂党的危险道路。

  各个学员系根据刘伯承的报告,普遍进行了一次思想整顿,借高、饶事件的教训检查清理骄傲自满的各种表现,并重点批评教育了一些人员。最后,刘伯承拿着一大棵整顿的总结材料,在全院大会上高兴地说:“好。这才是马列主义。各路诸侯来到军事学院,都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这不行。

  高岗就是因为骄傲、有野心,才犯了错误。党中央是核心,我们都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这一次思想整顿,对全体学员教育很大。特别是对即将结业的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教育就更为深刻。

  基本系和情报系是完成系。第一期学员从1951年1月入学,到1954年的3月,所学课程全部结束,进入毕业考试阶段。

  3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主席,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军事学院毕业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验收。

  所谓国家考试,就是由国家统一命题,由中央军委、总部领导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实施军事(理论与想定)、政治课程的考核。军事理论考试主要是口试,军事想定则进行图上作业。口试的方法是抽签答题,即把试题写在试题签上,放在试题盒内。应考学员可以从盒内任抽一签,根据签上的试题准备10至15分钟时间,然后对主考官作出回答。除了试题签上的试题之外,主考官还可以提出其他有关问题,学员也必须作出回答。最后,由考试委员会按5级分制评定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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