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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与当今世界文学

作者: 威尼斯官方网站  发布:2020-01-01

一、曾经有过的辉煌
  
   中国古代的小说,曾经对世界文学,特别是对东亚国家的小说,产生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比如,古代的朝鲜半岛在罗末丽初之所以产生的《调信梦生》、《崔致远》、《虎愿》等稗说,就与中国古代的传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如中国的《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对朝鲜半岛小说的发展,更起着明显的作用。当《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在中国流行之后,很快就传播到日本、越南与朝鲜半岛等中国的周边国家。今就韩国而言,崔溶澈、朴在渊先生的《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闵宽东先生的《国内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出版翻译状况》、郑炳昱先生主编的《乐善斋文库藏书目录》与不久前出版的全寅初先生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等,就从版本流布的角度上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对韩国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在日本、越南等国也十分相近。如日本现代著名学者增田涉在说到江户时期大量引进中国的白话小说时说:“这些中国小说刺激京阪、江户的读本作家,开拓出了至此我国从未见到过的新的小说世界。”(《关于“白话小说”》)在越南,如中国的一部《金云翘传》小说,被移植为喃传后成为名著,不但在越南家喻户晓,而且享誉世界文坛,被译成英、法、俄、德、日、捷等多国文字。至于在西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当然相对较晚也较弱,但也不断地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有名的如德国大诗人歌德(J.W.Goethe)读了《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清代小说之后,大受启发,认为人类的感情是相同之点超过了异国之情,乃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小说是座丰富多彩的宝库,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对世界文学,特别是对东亚小说曾经产生过至深至大的影响。
  
  二、面对当今的世界
  
   然而,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时至当今21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的生命力究竟如何?是将渐渐地被人淡忘,还是仍然在世界文学发展的长河中魅力常在呢?
  诚然,目前的世界,在经济上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向,在文化上也有不少人在探讨全球化的问题。然而,文化毕竟不同于经济,不可能形成“全球统一市场”,不可能像规范全球经济行为规则一样来规范世界的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是有着相通之点,但同时也有着不同之处。西方国家,凭借着经济上的强势,常常在文化上也是以“欧洲中心”自居。东方的一些文学家,也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认同西方的霸权话语,把一些肤浅、庸俗、末流的东西奉若神明,热衷于走“西化”的道路。与此同时,现在的世界还有一种暗流,就是越来越重物质,重实利,这对整个高品位的文化生产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总之,面对21世纪的世界,有两股风,对作为东方文化之一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是不利的,这就是:一股是崇西化、远东方的风;另一股是重实利、轻人文的风。但是,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重视真正的文艺精品与学术研究,拒绝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主张东西方的文化应该是多元发展,相互交融,携手并进。事实上,在文化上的真正全球化,就是这种相互交流、互补互利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东方文化的源头和代表,中国的文化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她不仅深深地扎根在东方国家的土地上,而且越来越对西方具有吸引力。更何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刮目相看,即使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关注中国的文化。21世纪的世界,正是以这样的情势,为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敞开着大门,创造了条件。
  
  三、通往世界的路径
  
   当然,世界毕竟不是铁板一块,就文化背景来说,东方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确实不同;从接受对象来看,学者作家与普通大众也有差异;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同一层次的人,也有华裔与非华裔之别;所以要说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也不能笼而统之地谈,而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着眼。今考虑到东方的接受毕竟比西方成熟得多,又为了叙述方便和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不妨就以东方为主,分不同层面来分析中国古代小说通往世界文学天地的一些路径。
  首先,从专业研究的层面上看。作为中国古代的小说,面对着流行通俗文化爆炸的时代,不要说外国读者,就是中国目下的青少年,真正直接地捧读乃至迷恋古代小说的人毕竟会越来越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可不必对此摇头或哀叹,也大可不必硬是将它纳入“国学”的旗下人为地制造什么热。但是,这不排斥在世界范围内总是有一批专业的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的小说乐此不疲,甚至以毕生的精力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特别在韩国、日本表现得非常突出。这里,我不想列举一些具体的成果来作冗长的说明,而只就两国都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都定期地出版研究专刊,每年都举办学术研讨会这一点来说,就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在当今中国国门外的生命力。我有幸参加过两次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的年会和一次韩国纪念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为一些外国朋友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热情所感动。1986年,我作为第一个参加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学术讨论的外国人,看着与会者中有一些退休的长者,也有不少年轻的新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家认真切磋,生气盎然,在被他们热爱、钻研中国的古代小说的精神所感动之馀,也深深地感到我们中国古代小说的伟大,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古代小说的青春常在。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跨进了21世纪,但日本、韩国的同行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热情不减,不断地可以读到他们一些精彩的论著,可以听到他们在进行着一些重要的工作。比如,韩国的朴在渊先生,是我很佩服的一个学者,他一直专心致志地在整理、注释、出版中国的古代小说。在日本,听说最近他们组织了很多的力量,在从事全文翻译“三言”、“二拍”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至于在西方,不要说像美国的夏志清、王靖宇、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法国的陈庆浩等一些华裔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专家,硕果累累,就是一些非华裔的一流汉学家中,如美国的韩南、浦安迪,俄国的李福清等都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著名于世的。他们的许多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如夏志清对于中国小说史的整体研究,韩南在《金瓶梅》的素材来源、版本等问题方面的考述,浦安迪在运用叙事学来阐释中国古代小说方面,李福清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等,都有令人赞叹的成绩。当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少数,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给中国学者以启发和推动,而且也是将中国古代小说向世界各国大众传播的重要桥梁。只有通过他们的注释、解说和阐发,才能真正使中国古代小说“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融入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新世纪里使中国古代小说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的最重要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世界各地不断有年轻的学者来加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队伍。就我个人来说,已带过不少从国外来的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博士生和访问学者,有的回国后已作出了可喜的成绩。这使我深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道路是宽广的。
  第二,从作家创作的层面上看。中国古代小说与其它国家、即使是东方国家,也是各具特点的。中国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其它国家作家的手,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与特点,溶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在日本、越南及朝鲜半岛等本来就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代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像韩国最初的小说家中,崔致远在新罗时期所写的文言短篇小说《双女坟记》、《仙女红袋》等,文词华美,色彩瑰丽,就是留学于唐土时创作而成的,所以,这类小说的格局与风范完全与唐传奇一致,是典型的学习中国小说后的作品。这样的例子,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中不但有用自己文字如假名、谚语、喃语所写的小说,还有大量的用汉字所写的小说,现在一般称之为汉文小说。这是世界小说接受中国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最为直接而典型的例子。如在中国的《剪灯新话》的影响下,韩国诞生了韩国的经典小说《金鳌新话》;越南产生了越南的经典小说《传奇漫录》。时至今日,世界上还保存着大量的“汉文小说”,于是前几年,台湾等一些学者编出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韩国汉文小说全集》等专集,现在,他们与大陆的学者合作,正在编印《东亚汉文小说集成》,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当然,随着近代开始,一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先或后地推行去汉字化,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真正由“国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却因用汉字写作而被排斥在“国文学”之外,当代的年轻人恐怕也没有再用汉字来创作小说的热情和兴趣了。但这不等于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小说创作完全摆脱了中国小说的影响,像日本、韩国不断地有中国古代名著改编本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当然,这些改编本,有的是保持了原作的筋骨,有的则改得面目全非,但我认为,即使是完全进行了再创造,也不能说彻底摆脱了与原著的干系。像日本于2005年底出全的北方谦三写的《水浒传》,曾得了世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司马辽太郎奖。作者说,“《水浒传》在我心中可能已经变质,我将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确,在他的笔下,宋江一变为革命理论家,鲁智深带着他的理论著作《替天行道》到处去宣讲“革命道理”,点燃星星之火;他还添加了一个秘密警察组织“青莲寺”,用来专门对付宋江们的地下活动;最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竟将“天神”武松写成从小就偷偷地单恋着嫂子潘金莲,而潘金莲则贞洁得可怜,为拒绝小叔子的强暴而毅然自尽……。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分析,加以解体并且重建,保持了长篇小说应有的紧张感。”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它尽管“重建”了一部现代“日本版中国历史小说”,但它的灵感毕竟还是从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而来。除了这些直接改编中国小说的作品之外,有些尽管表现得比较模糊和隐晦,但因为他们毕竟无法摆脱自己的传统,而这传统本身就隐含着汉文学的影响,所以从一些思想精神到表现技巧都可以感受到一些中国古代小说的脉搏。这不仅在东方,即使西方的一些现当代作家,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例如,以《大地三部曲》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她就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她的致谢词便是高度地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小说及坦言了她的接受,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她的这番话赢来了文学大师们的热烈掌声。而这时,她正在从事着《水浒传》的翻译,后来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名的《水浒传》英译本就在西方流行,进一步让西方作家对中国小说刮目相看。再如荷兰汉学大师高罗佩,他从一本中国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得到启发,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写成了一部以唐代著名的宰相狄仁杰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狄公案》,在生动地描绘唐代的政法制度、风土人情的同时,将中国公案小说的特殊表现手法与西方侦探小说的悬疑、推理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130万字的小说,在欧洲风靡一时,深深地征服了西方读者。一时间,“JudgeDee”(狄公)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到目前为止,已被译成了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在内的十多种文字,并多次被拍成了电影。它影响了欧洲,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前几年中国也将《狄公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时至新世纪,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他尽管刻意强调“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说自己“和西方文学的接触非常早”,从小喜欢读一些法国作家的作品等等,但最终无法否认“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无法否认《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是“最伟大的小说”,“我在找寻我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从冯梦龙和金圣叹他们那里得到的启发也远超过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实际上,他还是证实了中国古代小说在当今世界“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的过程中,仍然在顽强的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从大众文化层面上看。中国古代小说对世界文学的影响,还要从大众文化的接受中得到检验。假如,中国古代小说只是在专家学者的小圈子里得到认同,或者只是将某些因素不明不白地隐含在当今作家的创作之中的话,其影响必将会逐渐萎缩。相反,只有不断地唤起大众的记忆和热情,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接受,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而群众所关心的不是高深的学术问题或奥妙的创作经验,更重要的是有可接受的趣味性与实用性,并且要符合本国、本民族民众的口味。这不要说中国古代小说对外国的读者来说是这样,就是对本国的广大读者来说,同样是这样。近来,像易中天的《三国》故事新编,乃至像刘心武讲《红楼梦》时将他的索隐故事化,或者像《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那样,借中国古代小说的名目,讲现代理念的管理思想,都是因为符合一般老百姓的口味而大为畅销。当然,他们所利用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由于这类小说总是包含着诸如命运、真理、道德、智慧、情感等人类的永恒命题,因而在当代都具有非常强大的诠释潜能。一些当代作家、艺术家也就看中了它们的“经典效应”,通过改造、“曲解”、引申、换一个角度说等“二度创作”去诠解当代生活,亲近时人感情,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批群众的追捧。所以,要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全世界广为传播,除了依靠翻译、讲解,让普通百姓直接阅读、欣赏和接受之外,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精神来诠说当今现实的一些问题以及扩大到形成各种文化产品,似乎也有它的必要。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就有人用《三国》来阐释当今的商战,后来,这类研究发展迅速。这在正统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者来说,往往会觉得有点近乎野狐禅。但我觉得,这对于传播中国古代小说也不失为一条道路。特别是他们通过电影、电视、动漫等更为接近大众的传媒形式,就越有普及性,就越能使中国的古代小说札根在世界各地的大众之中。比如,就小说《西游记》而言,在中国,前几年也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基本上是忠于原作的依样画葫芦。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则拍摄了一部《大话西游》,借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唐僧 、牛魔王、白骨精等形象,又捏合了一些新人,非常搞笑地重编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使一些年轻人为之倾倒。在日本也对拍摄《西游记》有很大的热情。在上世纪80年代拍过《西游记》不久,今年1月日本富士电视又开始放映的连续剧《西游记》仍然在日本引起轰动。这部电视,假如让中国人看了,多数会觉得怪怪的,让唐代的人物穿上了日本印象中中国人该穿的旗袍,让唐僧的师父像日本和尚那样生儿育女,穿着日本的服饰,戴着高高的帽子。特别是,这部《西游记》让唐僧变成了一个穿着洁白的袈裟、带着哀怨的眼神的靓丽女性,且与爱徒孙悟空相爱着……。中国的网民中有的忍不住说,假如原作者吴承恩看了“如此糟蹋他的作品,只怕也会吐血身亡了”。但我觉得,它与《西游记》原作的精神还是有相通之处的。这部电视的“剧情介绍”说:“这是中国明代的小说。孙悟空、沙悟净、猪八戒追随三藏法师为了追寻维护世界和平的经书出发前去天竺。途中,师徒四人击退了袭击他们的妖怪。这个描述作为人最重要的莫过于伙伴的故事,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一直让人着迷。”这不是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吗?这里所说的一些基本的人类精神,也不是与原作有相通之处吗?无独有偶,韩国出了一部名为《幻想西游记》的动漫也很红火。在这里,孙悟空是被一个新冒出的乐神杰特弹钢琴弹得头痛,无法还手,被圧在五指山下。另一个新造的公主美娜成为本剧的第一号灵魂,变得不听话的悟空就是怕美娜的禁咒之笛。在这里,唐僧尽管成了武艺高强的法师,但也被女性化得分不清是和尚还是尼姑,孙悟空的筋斗变成超级滑板,丢下了金箍棒改用了双截棍,猪八戒戴着墨镜,在石油村外做大王,……一路想颠覆《西游记》的传统,用西洋化、现代化来调适现代青年的口味,但无论如何还是像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这部《幻想西游记》的主要人物还是离不开唐僧师徒四人,孙悟空的性格还是与原作相近,猪八戒还是那样好色贪财,……说到底,它还是从《西游记》而来。当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游玩《幻想西游记》迷宫之时,也就是原本《西游记》再显魅力之日。当然,这些大众文化产品,与正宗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也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这不仅是指面向世界,即使是面对中国的读者,也是这样。
  
  四、需要加强的工作
  
  事实证明,中国古代小说在新的时代中仍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毕竟在新的时代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我们作为专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有责任为全世界有更多的人来了解、欣赏中国古代小说而多出点力。为此,我觉得当前除了本身加强研究之外,有三项工作特别要注意。
  第一项工作是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这包括中国的专业研究者与国外的同行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及各国专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与各国的“国文学”研究者、“汉文学”研究者,乃至同各种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比如,今天我讲这个题目,难免有点捉襟见肘,因为我对中国的古代小说还略知一二,而对韩国、日本等东方的文学就很不熟悉,对西方的就更不了解,假如能和研究其它国家文学的专家合作探讨这个问题,一定会有更深入的见解。前几天,我在与日本的同行讨论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对日本作家的影响,他也说这要与日本文学的研究者合作才能搞得清楚些。这是大实话。当然,在与各方面加强合作、交流时,首先是要在我们各国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同行之间加强合作与交流。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的资料往往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交流,可以互通有无。同时,由于国别的差异,各国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研究方法往往也多有不同,相互交流,可以优势互补。目前这方面的形势很好,比之2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就以我们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来说,现在每年至少要开一、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还要请多位国外的专家来讲学、交流。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表示十分欢迎与各学校的朋友进行合作、交流,欢迎各位到我们学校来指教。
  第二项工作是加强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理论的译介。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大卫•丹姆斯罗奇撰写的《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指出,一部作品要成为世界文学需要经过两个程序:首先被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其次要流通到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更大的语境中。世界文学本身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中国古代小说要走向世界,最主要的无疑是要使世界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普通大众能阅读,这个道理是最容易理解的。这个工作就需要各国的文学、语言工作者合力来做。过去已做过不少工作,有的就做得比较好,如1939年伦敦出版的克莱门特•伊杰顿翻译的《金瓶梅》(英译本名《金莲记》),因为得到了老舍的指导,就翻译得比较好。但总体上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比如,“三言”、“二拍”,尽管早在1736年就有个别篇章的英译本,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外文的全译本。前不久,有出版社约我为英译全本“二拍”写过前言,后又听说日本方面大冢秀高等组织一批人员在从事“三言”、“二拍”的日语全译。这都是为中国古代小说进一步融入世界做着踏踏实实的工作。在重视小说翻译的同时,还要加强译介中国化、东方化的小说理论批评著作。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是有着与西方不同的体系与批评机制。如明清小说评点家们创造的中国小说评点,与儒道禅中的重体验、重直觉、重诗化的体验审美心理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它包含了中国与东方人的智慧。这与西方人的小说思维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在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同时,也有必要让西方人领会与认同东方式的小说理论思维,才能更好地促进他们接受中国古代的小说,认识中国的古代文化、审美观念和民族好尚。本来,一些东方国家的小说研究者一般还较注意对金圣叹等人的小说戏曲的评点的研究,西方就起步较晚。重要的如上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所写的《金圣叹》一书,曾将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作了全面而平允的分析。它在美国出版后,有力地推动了欧美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以及金圣叹的研究,后来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论著都以显著的篇幅讨论了金圣叹等人的小说评点,其中如David Rolston的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1997)在全面、细密地论述中国古代的小说与小说批评史时,给金圣叹以极高的评价。西方人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接受,显然有利于中国古代小说向西方的传播。
  第三项工作是加强中国古代小说信息化、数字化工程的建设。 信息化与数字化本来就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动因,它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内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就文学研究而言,在全球化的格局下,运用电脑、电子网络和数码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重要手段。包括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及文化典籍的电子文本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各种电子书库、期刊检索网站和专门的文学研究网站的纷纷建立并不断更新完善等等,都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据有的学者统计,目前至少有七百余种中国古典小说实现了数字化存储。但是目前的小说电子文本,大多只有一般性的阅读功能、不仅缺少相关的附加功能,更缺乏综合性、系统性的小说研究资料。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台湾、大陆的学者都尝试对《红楼梦》做一些数字化工作,但其工作的细致性与应用性方面都有一些问题。近年来,对于《三国演义》数字化工作比较引人注目。围绕着《三国演义》数字化的问题,中、韩、日三国学者已开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中国的周文业先生与日本的上田望先生等,都做出了一定的实绩。如周文业先生将《三国演义》的八种版本进行了数字化,完成了“版本比对”、“同词脱文”等多种软件。上田望也做了《三国演义》的检索系统软件“Gramatical Pattern Scanner for 《三国演义》”(简称GPS)和统计处理软件“自己组织化图解”,可以从词汇、语法等角度对《三国演义》的电子文本加以具体分析。这些工作都极具开拓性。韩国的赵宽熙教授曾在题为《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方案探索》的论文中号召韩、中、日三国学者通力合作,完成中国小说原著文本的数字化,建立中国小说文本数据库,以跟上我们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他们的建议与行动都富有创造性。今年七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在成立三国研究会的同时,准备再一次召开中国小说数字化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收获。同时,期待着其他小说的数字化也能乘势跟上。我相信,在新世纪中,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数字化工程迟早会完成,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与传播。21世纪无疑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加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必须紧跟全球资讯时代小说研究的新趋势,不断掌握新的研究技术与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在不断地走向世界,同样,世界各国的文学也在不断地走进中国。文学的交流是相向的。只有在这种双向的、平等的、互补的全球化的潮流中,世界文学才能得到繁荣,各国的文化事业才能兴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去迎接世界文学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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